苏小和

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一切判断都为时过早。

中国目前的企业家群体只是“用于实验的一代人”，他们之中极少有人终成大器，他们所管理的企业绝大多数将成为过眼云烟，他们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复杂而坎坷的国家在通向自由经济过程中必需的实验品。

通向自由经济过程中的实验品

我很能理解众多在多元化道路上狂奔的中国企业家，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之下，他们可能是最善于生存的一群人。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太相信进化论了，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为了生存，才显得如饥似渴而已。但理解归理解，我却要说，中国目前的企业家群体只是“用于实验的一代人”。

道理很简单：当我们有意识地违背一些普世性真理，我们就应该做好失败的准备。或者，当我们在一个落后的整体环境中，有意识的忽视常识，而用更多的力量寻求局部利益，那么等待我们的很有可能是全局性的失败。

一个现象摆在这里：在我们强调环境与战略要相匹配的时候，我们过多的是在思考战略，却有意识地忽略了环境。在一个模仿的时代，我们模仿了别人的技术，却有意识地忽略了别人的制度。这其实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甚至已经超过了关于企业战略的思考，但同时与企业的战略思考息息相关。

经济学家沃森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沃森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沃森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经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的法国则明显不同，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必然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

而对于我们而言，最醒目的案例应该是清朝的洋务运动。

历史证明，洋务运动中，中国曾经涌现了一批大型企业，但历史也同样记载了这些企业的烟消云散。原因似乎很简单，由于当时的清朝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导致这些所谓的企业一窝蜂地模仿西方企业技术，却狭隘地拒绝西方企业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历史课有意过滤了一些本质的史实，相当多的中国人对这样的历史似乎并不了解，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这几乎成为当时政府最骄傲的政绩之一，很多乡镇企业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仅仅盯住技术、不着眼于制度建设的企业形式，被很多人赞美成伟大的“制度创新”。

感谢市场规律，那些曾经风光的乡镇企业，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了，一批企业死亡，另一批企业被改组为民营企业，中国的企业制度建设总算有了一点微小的进步。

陈述这些醒目的事实，其实是为了表达一个浅显的道理，企业必须在一个常态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取得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当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非制度。我跟很多企业家聊天，都一直在反复陈述，或者是善意地提醒他们，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速度不要太快，尽可能地不要与强势政府进行资源互换，适度地保持企业的独立经营。在国家体制和社会道德对私人财产的尊重还没有达到西方社会标准的条件下，在没有形成完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中国民营企业只能依赖于企业家的谨慎经营。谨慎地经营，耐心地等待一个完全规范的宪政社会的来临，否则，极有可能死在路上。

苦难的中国企业家

现在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也许还包括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企业家个体命运的苦难，还将持续演绎下去。

近几年来，有关中国企业家的悲剧纷纷上演，唐万新的全面溃败，黄宏生的身陷囹圄，陈久霖惊人的亏损，倪润峰莫名其妙地被骗，以及顾雏军入狱，他们都因为制度的滞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总结这些企业家败走麦城的深层次原因，大众的怒火被这些悲剧的浅表性要素点燃，他们把愤怒的口水吐在这些具体的企业家身上，道德的审判完全掩盖了对体制的思索，对公平的渴求变成了对效率的践踏。民众的愤怒经过长时间发酵，直指任何一个已经或将被置放在聚光灯下的企业家。

我的思考略有不同。2005年的4月，我曾经洋洋洒洒几万余言，为监狱中的唐万新说话。当顾雏军被关押，我也撰写文章，为他辩说。这并非出于对弱者的同情，而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与尊重，以及在一个更加开阔的层面，看到了中国企业家们面临的窘境。

显然，民众的愤怒主要来源于转轨期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一条模糊的分界线将社会隔绝成为两个营垒——弱势与强势阶层。强势阶层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能力调配资源为己所用，用各种合法、不合法、合法不合理、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将社会资源纳入囊中。唐万新、顾雏军这样的企业家调动资源的能量有目共睹，在其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中，他们得到了从政府、经济学家、主流媒体、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这使他们似乎成为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但很少有人冷静地想想，不管是唐万新，还是顾雏军，他们的身份背景并非官方，这正是他们的脆弱之处。他们要持续成功，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能否得到政府和社会制度始终如一的保护，二是是否具有成为优秀企业家的素质，两者缺一不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商业帝国的倒塌，只不过证明了这些人一度拥有的保护其实非常脆弱。他们表面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借用。稍微有点产权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风光的企业家，对其名下的财产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在这样的意义上，唐万新，顾雏军这样的企业家，与那些满腔愤怒的人们一样，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从清末算起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寻求转轨，一百多年了，但中国的企业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权力的附庸。盛宣怀具有企业家的天才，但他本身又是大官僚，以两者结合的身份，他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中的翘楚。今天唐万新、顾雏军所遭遇的一切责骂，盛宣怀几乎一一尝遍，他也曾经堂而皇之地将朝廷与股东投入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挪作他用，也曾经在掌控的所有企业中任用私人，也曾经私自涂改账册，在朝廷和公司内部用两本账。事实上，他主管的企业一再遭到户部核查，如果不是李鸿章、张之洞等维新派官员大力扶持，早就销声匿迹，盛宣怀根本进不了中国企业悲剧史。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依附权贵，甚至成为权贵阶层？答案很明显，明显到只需要我们有一种说出来的勇气。看看盛宣怀，他的悲剧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结束就停止，所谓命运沉浮，几起几落，身后的盛宣怀用一种历史的方式再次诠释了中国企业家的悲剧命运。进入民国以后，盛家家产被抄没了两次，一次在民元时期，罪名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因为盛宣怀是引起清末大乱的铁路收归国有与西方公司合作政策的主导者；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江苏，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对盛宣怀冷静地重新认识，起于上世纪80年代，距离盛宣怀辞世70余年。

历史会记下今天，唐万新、顾雏军，还有倪润峰，他们有着与盛宣怀相同的困境，这就是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大众原始性的平均主义暴力，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

理解中国企业的战略

为什么执迷多元化？

有关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这在西方被认为是一个企业战略选择的问题，对于中国相当多的企业来说，更像是为了寻找企业的生存空间。一旦他们没有新项目的跟进，其生存空间将迅速缩小，对于他们而言，空间的缩小将是致命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企业家们从一开始有意识地多元化，已经发展到现在的迫不得已地多元化，在这条充满宿命色彩、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上，他们已经收不住自己的脚步了。

为了怀疑这样的企业格局，我引用了迈克尔·波特的观点，认为企业多元化的实际成功率事实上非常之低，很多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坚持同样的观点。有意思的是，几乎从一开始，这些企业家们就与经济学家的观点背道而驰，深深迷上了多元化操作。为了印证自己的正确，他们一边嘲笑学者们的迂腐，一边搬出伟大的杰克·韦尔奇，表明自己的多元化之路乃是沿着杰克·韦尔奇开辟的通途前进，而前方一个中国的“GE”遥遥在望。

现在看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简单的多元化与专业化之区别，而在企业经营的语境。必须肯定的是，一个企业抓住了一个市场机会，在当地做得不错，再往大做，就意味着要走出本地，走向全国。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遇到了瓶颈。中国地域经济历来具有割据的特点，一个地方性企业走向全国的壁垒非常高，导致边际投入产出很低，从而制约了企业向外扩张的积极性。如果企业只在本地发展某一个行业，发展空间必然受限。于是，企业家将起家产业所聚集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尤其是当地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的资源进行了简单复制，从而轻松地进入到一个又一个新的产业。

我们换一个视角，从中国企业所处的环境出发，从20多年来中国企业的战略实践历史出发，也许能暂时理解诸多企业的行为模式。任何战略都离不开企业所处的现实环境，适应环境是战略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一个可以呈现的历史区域内，我们发现，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一群多么善于适应环境的人。

战略·环境·生存

20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是改革：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的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转换经营机制等多种方式释放原有企业的能量；另一方面，从限制到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刺激新企业的形成。整个宏观经济的特征是短缺经济，改革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空前扩大，但企业产品的供应却相对较少，总体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同时市场中的空白处极多。因此，企业产品之间基本上处于无竞争状态，原材料供应有一定的竞争，总体而言竞争程度低。由于产品的供不应求，消费者基本上无选择余地，消费行为是盲目的，买得到的就是好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力量的来源，一是改革，二是开放。随着国有企业能量的释放和民营企业的日益发展，宏观经济在1997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从总量上而言，市场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市场空白数量日益减少。企业之间开始进入单要素竞争阶段，即“一招鲜”成为竞争的有力武器，竞争程度日益加剧。

进入21世纪，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为适应全球化发展，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式。随着开放广度和深度的双重推进，中国过剩经济的特征更为突出。总体市场呈现出供大于求的局面，市场空白很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走向全面竞争，或称整体竞争，竞争程度日益激烈。消费者行为的理性化占主导地位，个性化需求显现出来。

在上述环境之中，中国企业的战略实践行为呈现出如下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总体战略行为是“专业化”的。这种专业化并非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专业化，而是中国特有的专业化。其特征是：企业仅生产某类行业中的产品，但企业生产过程是“大而全”和“小而全”，即生产过程和技术的专业化程度很低。不仅如此，企业还拥有许多非经营性资产，包括医院、学校等，被称为“小社会”。民营企业的总体战略行为比较专业化，但这种专业化并不一定是企业所有者刻意为之的，而是市场机遇造成的。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较少具有“小而全”等特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的总体战略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元化经营成为90年代的主导战略行为。在80年代中后期，一批军工企业开始生产民用产品，是中国企业多元化的先行者。1992年后，多元化经营成为上市公司、民营企业的主要战略行为。这些企业涉足的新行业主要是房地产、生物工程、金融、IT等。到90年代末期，多元化经营形成高潮。市场机遇驱动是90年代多元化经营的主要特征。尽管当时市场在总体上供求平衡，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仍然存在许多新的行业和市场。这些新的行业和市场，是原来根本不存在的。一旦有先行者进入，由于进入门槛较低，后来者就会蜂拥而至，战略趋同自然产生。不过，与此同时，某些企业也开始在多元化经营基础上实施“归核化”战略，以降低多元化程度，集中资源于某几项核心业务，甚至单一核心业务。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企业的总体战略行为开始出现差异：一是专业化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化”走向市场经济下的“专业化”；还有一批上世纪90年代诞生的企业，坚持利基战略并取得成效。二是多元化经营尽管受到许多严厉批评，但仍然是中国企业重要的战略选择和企业成长方式。三是较多的多元化企业主动采取归核化战略，日益取得成效。

在竞争战略层面，“一招鲜”的力量日益削弱，单纯依靠某个卖点的产品很难在市场上较长时期地生存。低成本成为中国企业的惟一竞争武器，尤其是与跨国公司竞争。差别化战略被少数优秀企业采用，但其战略绩效一般。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企业的生产战略重点转向低成本与高质量，营销战略的重要性并未降低，变化的是营销战略日益走向战略性营销。技术研发战略日益受到中国企业的重视，但战略绩效并不明显。

了解这样的发展历史之后，我们看到，当前对中国企业战略实践的诸多批评，均以美国战略管理理论和实践为标准，来对中国企业的战略实践行为进行评判。问题就在这里，运用美国战略理论来理解中国企业20世纪80～90年代的战略实践行为显然高估了中国企业的战略素质，中国企业的战略行为并不符合美国的主流战略理论，但它的确是中国现实环境的产物，并适应了当时的企业发展需要。

这就是流传在中国大陆的一种新理论：企业的战略要与社会环境相匹配。事实上，找出相应的事实作为考据，并不困难。比如，从19世纪中期起，美国国内市场就成长为全世界最大、成长速度最快、同质性最高的市场，同时，美国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上成为世界领先者，因此到20世纪20～30年代，美国企业主要以专业化战略为主导。随后，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停止，出现了多次经济危机，而世界市场日益扩大，同时企业内部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增强，再加上美国于1950年制定的《反垄断法》等，导致美国企业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主要采取多元化战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企业首次面临日韩企业的挑战，第一次感受到全球竞争的压力和冲击，又再度引发美国企业回归专业化。

再如韩国企业。日本占领韩国期间，殖民政府严格限制韩国人的商业活动，当时只有少量人士可以从事商业经营。这种限制导致韩国的企业家资源严重缺乏，韩国政府为实现振兴经济的目标，只能采取大力扶持少数企业家控制和经营大企业的模式。再加上韩国本国市场狭小，韩国企业必须走向国际市场，而当时走向国际市场的资格就是规模。因此，韩国大企业以多元化战略为主导也是环境所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大企业陷于困境之中，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将其根源归结为多元化战略的错误。其实并不尽然，韩国企业多元化战略使韩国成长出若干个大型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成为韩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力量。因此，多元化战略不仅适应韩国当时的环境，而且具有历史性作用和贡献。但韩国企业的根本问题是：当上世纪80年代初全球环境发生变化，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新环境下，韩国企业没有能够洞察先机，随环境变化而调整战略，最终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动无奈地适应变化，开始采取以归核化为主的企业战略。

对中国而言，企业所处的环境既复杂又特殊。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世界企业史上是罕见的，因此中国企业的战略实践行为也显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对此，我们不能以一种简单的甚至不合适的理论工具批评了事，而是应该从多个视角、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理解和归纳、总结。

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一切判断都为时过早。

一枚硬币的两面

另一个弱势群体，是被大众嫉妒的经济学家。相比那些非理性的民众和那些捉襟见肘的企业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弱势的局面更加让人难过。

忽视公平？肯定不行，不公平可以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继之，则导致一切对效率的追求。

“郎张之争”开始之后，我以为，郎咸平身在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建设，毕竟是门外之人，而郎自己乃财务专家，可能对制度经济学缺乏整体把握。而著名的教授张维迎，也许正如社会上的传言，他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因为局面非常清晰，只要跳出争论之外，人们很容易就能看清楚，双方都是在说一个问题，这就是制度。郎咸平说了制度的一面，张维迎说了另一面，更多的人是站队，然后附和。

人类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都在围绕公平与效率展开。西方民主国家是通过多党制，轮流解决公平和效率。左派政党更多强调公平，右派政党更多强调效率。他们通过税收的方式，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通过鼓励股份共有的方式很好的解决了公平问题。

但是中国却一直不能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体制中有一种对权利和资本制约的错位。一方面是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公平损失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两个方面都存在。我们对权利和资本两个方面都缺乏有效的制约，所以问题就来了。

郎咸平肯定是看到了公平问题，顾雏军、张维迎等人则看到了效率问题。他们都看到了树木，却有意识的忽视了森林。

如何有更多的公平，肯定不能像郎咸平说的停止MBO改革，停止产权化的改革，这是行不通的，只会导致效率越来越低，公平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目前的低效率，一个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能通过郎咸平跟一两个国有企业家谈了话说，他们很努力，因此得出结论是他们的效率很高；不能从短期、局部的企业得出整个国有企业的状况，必须要进一步做全局的分析。

国家审计署和其他的有关单位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表明近几年国有企业和国有建设项目投资损失率很高。国家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停产、半停产的，达不到设计能力的，出现各种问题的将近50%，这是对资源极大的浪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早就说得很清楚了，然而有人不信。比如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存在剩余控制权，剩余所有权，国有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如何分配到监控者手中等等一些问题。

很多人有美好的愿望，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发展自己经济的道路，发展国有企业的道路，希望中国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就能够实现现代化。这样的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但是美好的东西不一定切合实际。

那么，是不是为了效率，就暂时成为泡沫。我们一直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左右为难，其实更大的原因就在背后，应该是我们的整体制度有问题。我一直认为，无论是郎咸平，还是张维迎，他们都应该看到了内在的原因，看到了更高层次的危机。我们无法想象郎咸平身为国际著名财务大家，难道不知道诺斯的“有效率的财产权”？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出身牛津的张维迎，难道不知道市场经济起码的公平原则？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不说，他们都站在一个狭窄的局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喋喋不休。

现实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大众只会愤怒，企业家只寻求短期利益，经济学家只使用那些光滑的名词。历史的教训看不见，当下的失败也没有人冷静分析。这是一个怎样浅显又功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谈论企业的长远战略，寻求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多么奢侈的话题，我写下这些寂寞的文字，体会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编辑 胡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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