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　涵

结识图穆卡，是在和乌干达本地员工的一次家庭舞会上。

那时，刚来到异国他乡的我心情正处于低谷，愁眉苦脸靠墙而坐，与欢歌笑语的气氛格格不入。

“你怎么不去跳舞，不开心吗？”不知什么时候，旁边多了一个身穿白色公主裙的女孩，卷卷的头发扎成很多股小辫子，有几根辫梢还点缀了贝壳，黝黑的皮肤越发衬托出她真诚美丽的大眼睛。交谈中，我得知她叫图穆卡，才12岁，是个孤儿，我的黑人同事苏拉是她的养父。见我有点心不在焉，图穆卡从一根辫梢上解下一枚精致的紫色贝壳，放在我手心里，坦诚地注视着我：“也许它能让你开心点儿。”

那次舞会后，我很久都没再见到图穆卡，那枚紫贝壳也被我放在抽屉里，渐渐淡忘。

苏拉一连迟到了几次，主管问起来，他说女儿病了。人事部门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苏拉再迟到一次，就要将其辞退。苏拉终于不再迟到，工作也还完成得不错，月底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奖金。那天，他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我们知道，这是他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礼遇了。

苏拉的妻子帕莉把他们方正的院落打理得干净整洁。我们推开屋门，长凳上由大到小坐着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其中包括图穆卡。她看上去很憔悴，高兴地上来牵住我的手。我弯下腰想拥抱她，苏拉竟有点紧张地将她拉开了。

我们品尝了当地的特产饭蕉，还喝了好几杯帕莉自酿的香蕉酒。我开玩笑地问：“是哪个孩子经常生病啊，我可略通医术，让我瞧瞧好不好？”说着，我伸手去招呼图穆卡。

图穆卡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是我，不过你可能救不了我，因为我得的是艾滋病。”

“啊？！”几乎所有在座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包括我。伸向她的手臂顿时有些僵硬，倏地渗出了冰冷的凉意。

图穆卡知趣地领着比她还小的妹妹退了出去，席间一片寂静。苏拉红着眼圈给我们讲述了图穆卡的悲惨遭遇。

她的父亲是个十足的恶棍，并不知道自己已在花街柳巷染上艾滋病，酒后还照样强迫妻子和自己发生关系。图穆卡降生后，医生判断她只能活到十几岁。在她四岁时候，父母相继死去，好心的苏拉收养了她，发誓要让她在爱的氛围里度过短暂的生命。

然而，作为一个与生俱来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小图穆卡不可能得到正常人的快乐。为了增强免疫力，她每天都要吃四种不同的药片。在学校里，老师常向她喷洒各种消毒水，同学做游戏不让她靠近，邻居也禁止孩子和她交往……她惟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坐在屋外大树的垂藤上荡秋千。

她曾问苏拉：“爸爸，等我到了天堂，那里的人是不是也躲着我？”苏拉倍感心酸地吻她的额头：“只要你勇敢地挑战病魔，到了天堂，你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天使。不过，天堂很冷，我们都希望你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寂静中，不知道是谁开始抽泣，然后，所有人都哭了。我无法把那个曾送给我紫色贝壳的女孩和故事里的孩子联系在一起。

屋外传来两个女孩的欢声笑语，她们在树藤上荡秋千，衣裙随风飞扬，看起来是那么满足，对世界充满了发现的惊喜和探索的向往。

从那以后，我一有时间就带图穆卡去市中心玩。她总是那么天真、开朗、善解人意，尽管面临巨大的病痛却还能时常记挂别人。

一次，我在超市给她买了一小桶薯片，她吃了几片就不肯再吃。我问：“你不喜欢吃薯片？”她笑笑，不吭声，用裙角把装薯片的小桶擦了又擦。下午一到家，她就迫不及待把薯片分给哥哥和妹妹，还特意给苏拉和帕莉留了几片。她回过身对我说：“一直都是他们把快乐分给我，这次轮到我分给他们。”

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在她所有的贝壳里，再没见过第二枚紫色贝壳。她平静地告诉我，那晚送给我的是她惟一一枚紫贝壳。那是一位意大利女医生送给她的，女医生来自国际援助艾滋病患儿基金会，不但送给图穆卡很多免费药品，还自费带她去了东非海滨城市蒙巴萨。面对大海，她告诉图穆卡，大自然是如此波澜壮阔，人的生命不过是沧海一粟，既然人人如此，那还有什么好恐惧的呢？临别前，她送给图穆卡这枚稀有的紫贝壳，希望她能带着自己的祝福乐观生活。

我把那枚非同寻常的紫贝壳交还给了图穆卡：“它对你意义深远，你要好好保存它，记住医生的话。”

图穆卡的书包里藏着一张她亲生父母的照片，揉得皱巴巴的，图像也很模糊。我试探着问：“你恨他们吗？”

“爸妈去世时，我觉得我迟早会和他们一样，像牲畜那样被打骂受虐待，最后在没人理会的角落里告别世界……可苏拉爸爸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亲情，医生阿姨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奉献，你让我了解了什么是友谊——这一切还不够吗？上帝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感激这一切，会尽力长久地开心地活着。”

我曾以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的杀伤力能比得上艾滋病，它可以把一个人从精神到肉体全盘掌控，像吸血鬼那样将人的活力和斗志吸吮殆尽，直至万念俱灰，成为行尸走肉。然而，年幼的图穆卡面对不幸遭遇，却不曾控诉，不曾呻吟，反而对生命满怀感激，试图用快乐感染他人，像一个游弋人间的天使。

这个黑人小姑娘沿途撒下的尽是隐忍美妙的花种，它们必将绚烂整个世界。

（摘自《时文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