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星天

1998年7月25日，是我永远不能释怀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的黄昏时分，失语并瘫痪了四年多的母亲，已料定自己不久于人世，为了不把自己的遗骸留在家里，为了不吓着自己疼爱的孙子，为了不让儿女们心存阴影地续居在这套老屋里，她不得不在与相依为命的儿子作出艰难的诀别后，永远地离去了。

我忘不了那天傍晚时的情景：当我下班刚迈进家门，就被早已等候在门口的保姆拉进了母亲的房间。往日里大多时间都瘫卧在床的母亲，早已凝重地坐在床上等着我。母亲的面容枯槁、头发蓬乱，脱水的面庞透着潮红、溢着憔悴，两只哭过的眼睛十分吃力地强睁着……看得出，母亲是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坚强而又庄重地等着我。

“您今天用过药感觉好些了吗？”我故作轻松地坐到母亲身边，因为往日里只要我坐在她身旁，我们母子俩就都会感觉到温暖、快乐和舒坦。

母亲紧蹙着眉头，使劲地摇着头，并且用唯一能抬起的左手费力地比划着，捏捂着自己的后脑部。我知道，母亲是在告诉我，她的头一直又木又疼。母亲还用手比划着告诉我，她的眼睛很模糊，已经看不清楚了。我知道这是医生说的糖尿病后期发生并发症的征兆。

“妈，别着急，再打几天点滴就会好的，昨天请来的大夫不是又给您换了新药方吗？”我极力抚慰和劝导着母亲。我也知道对于久病在床的母亲，什么药都已疗效甚微。据医生讲，母亲的病只能是勉强维持了。

母亲无奈地长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然后，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抬起左手频频指向门外。我问：“您想出去吗？”母亲摇头否定了。我又问：“您想到楼下坐坐？”母亲依旧摇头、叹息，眼睛里渐渐流露出着急的神情。

我又问：“您是说要去医院住院吗？”母亲使劲地点着头。我对母亲说：“我问过医生了，到医院住院也是用这些药，在那里是几个人住一间大病房，您休息不好。我姐每天在咱家里给您打点滴不是一样吗？这样既方便您休息，又方便家人照顾您。”

母亲不停地摇头，阻止着不让我再说下去，依旧用手指向门外。

母亲一反常态的固执与怪异，让我怔住了，竟迫使我不得不想到了——死。我终于忍不住试探性地问道：“妈，您是不是怕自己万一不行了，在家里会吓着孙子？”

这时，母亲使劲地点着头，甚至向我露出了会心而感激的微笑。

我望着眼前已被病魔折磨得孱弱不堪、凄楚至极的母亲，再也抑制不住淤积在心的酸楚和泪水，哽咽着对母亲说：“妈，您不用想那么多，您不会的，就是真那样了，也没关系的！”

母亲的眼里终于溢出了泪水，然而仍旧坚决地闭上眼睛不停地摇着头。我知道，母亲刚强了一辈子，再苦再累，再难再屈，也不会让别人说她的闲话，更何况她怎肯把自己最難看的人间谢幕留在她深爱的家里。最后，我答应了母亲，第二天去医院住院。

就在这天的子夜，母亲陷入了昏迷状态，送到医院救治后，昏迷了19天，终因脑干栓塞和糖尿病合并症，谢世了。

母亲的离去很体面，既没有吓着她的孙子和儿女，也没有让邻人们嫌弃，只是带着让人永远感动的大爱，离去了。

（摘自《新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