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一

诸子百家中，有两个“子”，我有点躲避。

第一个是庄子。我是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当时我正遭受家破人亡、衣食无着的大灾难，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父亲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遭灾时要全家读庄子。这个暗示让我进入了一个惊人的阅读过程。我渐渐懂了，面对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另有一种语法，直通精神自由的诗化境界。由此开始，我的生命状态不再一样，每次读庄子的《秋水》、《逍遥游》、《齐物论》、《天下》等篇章，就像在看一张张与我有关的心电图。对于这样一个过于亲近的先哲，我难于进行冷静、公正的评述，因此只能有所躲避。

第二个是韩非子，或者说是法家。躲避它的理由不是过于亲近，而是过于熟识。权、术、势，从过去到现在都紧紧地包裹着中国社会。本来它也是有大气象的，冷峻地塑造了一个大国的基本管治格局。但是，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制胜权谋，渗透到从朝廷到乡邑的一切社会结构之中，渗透到很多中国人的思维之内。直到今天，不管是看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还是听讲座、逛书店，永远是权术、谋略，谋略、权术，一片恣肆汪洋。以至很多外国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干。对于这样一种越来越盛的风气，怎么能不有所躲避呢?

其实，这正是我们心中的两大色块：一块是飘逸的湛蓝色；一块是沉郁的金铜色。躲避前者，是怕沉醉；躲避后者，是怕迷失。

诸子百家的了不起，就在于它们被选择成了中国人的心理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