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　舟

有这样一个农村女孩，到上海工作了三四年之后，渐渐地发生了一些令人很不舒服的变化。她回家越来越少，和父母、村人说话只用上海话，而决不使用她自己曾说了20来年的家乡话。她生病的时候坚决不要母亲去上海看望她，怕人知道她有这样“老土”的妈：家里要给她御寒的衣服，她让妈妈去邮局给她寄。她妈要送她，她坚持和母亲分开一段距离，并只送到村口——她妈想多送她一点到公路上。被她训斥回去。在结婚之前，她从没带自己的上海男友见过自己父母；结婚以后，她再没和母亲见过一次。

这个女孩早年也没什么不孝的劣迹，相反还颇为沉静内向。最离奇的是她自己也是农村出身，不过是高中毕业了在上海当个超市收银员，却比真正的上海人还要瞧不起乡下人。她对上海文明发自内心的虔诚是令人畏惧的。

仅从道德高度去谴责这个忘本的女孩很容易，然而她的表现却代表着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新皈依者。历史上反复出现这一情形：刚刚加入到某个团体里的新皈依者，会摆出比这团体里的原有成员还要强烈的忠诚姿态。其强烈程度甚至有时连团体的原成员也感到吃惊和不解。

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前苏联领袖斯大林，虽然是格鲁吉亚人，但却表现出比俄罗斯人更强烈的“大俄罗斯主义”，而斯大林的父母，甚至连俄语也不会说。很多俄罗斯人对此都迷惑不解。

内心的耻辱

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的表现呢?学者们解释说，这也许是出于一种内心上极度想证实自我身份的想法。为了避免被盘查往事(这是变节者最怕的事)，变节者往往有着旺盛的“将功赎罪”意愿。明末乱世，降清的明朝重臣洪承畴等人导引清军，在征服效率上比八旗军还要高，而当被俘的抗清义士夏完淳提到他的往事时，他大怒了。这一内心的耻辱感可能驱使着他们表现出更加卖力地想洗掉自己原来的身份，表现出更狂热的姿态——虽然这经常是徒劳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何在日本鬼子的队伍中，汉奸有时表现得更加残忍——即使是对于自己的同胞。这些变节者的故事不胜枚举，甚至我们可以在《西游记》里看到：孙悟空实际上是唐僧师徒四人中惟一一个出自妖魔一路“血统”的，但他在取经中表现得最为虔诚，对待原来实际是他同道的妖魔时也最为无情彻底。

远方的呼唤

还有一种解释是，当一种理念传播到其发源地之外的远方时。更容易赢得新皈依者的忠诚。

19世纪初美国曾将很多解放的黑人奴隶送回非洲，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家园，即现在的利比里亚。利比里亚的国名即得自“解放”一词。但这些在美国“身为下贱”的黑人，回到非洲故土后，却表现得比白人还要鄙夷当地土著黑人。他们保留着美国南方的口音和生活习俗，占据着政府的高层。并严格地不与土著黑人通婚，拥有着强烈的优越感，成了一个封闭的黑人殖民贵族圈子——这也是近年利比里亚内战的远因之一。

在传播过程中，这种虔诚有时还会产生螺旋上升现象：例如对科技的崇拜本来肇因于19世纪末的欧洲，日本对此信奉得更虔诚(如《铁臂阿童木》里的“阿童木”实际是atom“原子能”的音译，表现出当时日本对科技的崇拜)，而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崇拜似乎更加强烈，表现在建国后全民对钢铁(大工业的象征)、高压电线等的狂热追求。在西方人开始质疑西医的缺陷时，我们却要求中医必须考西医课程才能执业。

回到开头的故事。这个女孩的行为用以上两种说法都可以解释，她那令人畏惧的虔诚伤害了家人，也在伤害着自己。或许可以说她可恨可笑，但她也可悲可怜。

(胡月清摘自《新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