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光

我们中国记者一行4人，受飞利浦公司邀请，去美国参加北关放射年会会展。

展览馆里，从X光机、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到超声诊断，从骨头、血管、神经到血流、脑组织的二维、三维图形，人体的各种细微影像在彩色大屏幕上演绎着，琳琅满目。

正当我们感叹科技的昌明时，一位中国记者的问题把正在讲解的飞利浦大中华产品部经理问住了。“这些设备的确无微不至，但它们的存在会不会给医生带来道德风险?如果我肚子疼，去医院，医生会尽量让我去做各种检查，用你们这些机器，查血，查CT，查造影……然后再确诊，而我只能听医生的。结果，我花了一大笔不应该花的钱。”

经理像听天方夜谭一样，“怎么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各种诊断设备都是要出诊断报告的，不必要的检查保险公司是不会支付费用的!而且，医院设备收费和医生收入没有关系啊!不会，在美国绝没有医生会做这样的事情。医生是很看重自己的声誉的。”

那个经理一个劲地摇头，“按照你的这个问题，假定人都是坏的，这样大家就没办法打交道啦!”

我们几个中国记者乘车去芝加哥的奥特莱斯，开车的是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朋友。这期间经过几个收费道口。有些是无人看守的。收费标准标得很大，60分，老远就能看见，司机往道口收费亭的一个窗户的兜子里扔一把硬币，哗啦，道杆抬起放行。那个兜子下边有个秤，能量出60分还是50分。

一个中国记者说话了：“那我要是扔相同分量的游戏币，能不能过去啊?”

司机回答：“理论上，也可以。我没试过。”

“那这个设计可不好，有漏洞啊!”

“可惜，老美比咱傻，没人这么干。要不，规矩早破了。”司机说道。

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记者总是替坏人提问?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被人监控着生活，可是不被监控的生活又让我们感觉有漏洞，有漏洞的地方不去钻好像吃亏了一样，到头来。我们只配生活在探头下。

陌生人之间互相信任的生活非常简单，像空气一样，不属于哪一个人，但失去它却非常容易。要它失而复得，非要费上几代人的努力不可。

(寿平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