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颐

张秀山先生的“八十五年”非同寻常，不能等闲视之。这位“老陕北”不到20岁便参加了共产党，在刘志丹领导下参与了陕甘红军的创立和陕甘边根据地早期创立建设。在战斗中，他曾身负重伤，然而，使他真正命悬一线、几乎丧生的却是1935年7月发生在陕北的“左”倾肃反。

在“左”倾肃反中，有二百名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被扣上敌、特、匪等种种莫须有罪名被残酷杀害。例如，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人员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张秀山等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也先后被扣上各种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当时准备活埋他们的大坑已经挖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央红军于10月到达陕北，紧急叫停了陕北的“肃反”，他们才被从狱中放出。但张秀山的父亲、伯父和堂兄则在“肃反”中被杀。

回顾这段历史，张秀山语重心长地说：“‘左倾路线在陕北制造的错误肃反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起严重事件。后人应该牢记这一历史的教训。”但愿，人们能够牢牢记住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告诫。

由于历史形成的“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这批从“老陕北”出来的干部在1954年“高岗事件”前，都曾举足轻重。抗战后张秀山从西北来到东北，参与了“东北根据地”的创建。然而，由于他们多数是高岗的“老部下”“老战友”，大都又因此长遭厄运。在1949年末到50年代初，高岗急于在东北农村搞合作化、反对农民发家致富等政策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一向重实际的张秀山也不同意高岗的意见，并公开同自己的“老上级”发生争执。但是，当高岗对他说毛主席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并且他亲见毛泽东在同一问题上支持与高岗观点相同的山西省委而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时，他承认“可能是我的认识错了，既然毛主席也认为高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只有同意了。东北局的领导们就‘一边倒了”；“这对我们影响很大，使我再次想到以前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一定要认真学习，跟上形势，跟上毛主席的思想。”

而另一件事情的后果更为严重。他回忆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作为下级，他不能不经办的这件事使他被加上了“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

“高岗事件”后，张秀山被发配到盘锦农场，在“文革”中更是饱经磨难。“文革”后，他终于得到公正待遇。在他生命的晚期，相当一部分精力是投入到有关“西北党史”“东北党史”的编写工作，这些都涉及以前鲜为人知、敏感、复杂、非常高层的人与事。现在，也只有隶属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共党史出版社”才有条件出此难得佳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