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晓

对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既无社会人脉，也没有权力授予的社会位置，他们的机会只能依仗市场型进入这一条通道，而目前留给这些年轻人的市场通道还很狭窄

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盖森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关注蜗居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在一份“调研中国”的选题报告上这样认识这个群体：这些人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不去倾听他们的诉求，近者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远者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他们的诉求若是变为剧烈的反抗，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无法抵御的。”

一位经济学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在今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我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感觉到非常的怀疑，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人群)，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他认为，走向社会稳定，实现持久繁荣，需要有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基础。

而各个大城市的角落里，渐次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廉价聚居地，似乎正在印证这种忧虑：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阶层找不到上升的渠道，底端的部分还在扩大，社会的下沉拉力在增大。

“下流社会”

2005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其名作《下流社会》中，提出了下流社会的社会学概念：这个群体以20到34岁的年轻族群为主，最大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其“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的全面下降。”而这些低消费、高自闭的东京涩谷年轻人形象，从2004年起在北京昌平区的沙河镇渐渐多起来。

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对人生无所求，1000块以上的工作，就可以达到生活目标的底线。然而这样的工作也是时有时无。

盖森和他的同伴们在调研中，从当地的理发店的接客量估算出沙河镇大概居住着5万名左右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不仅是昌平的沙河镇，海淀区小南庄，上海的松江地区，几乎中国所有超大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的所谓知青部落。

他们并不是社会中的赤贫者，但和在平均社会生活线下的群体相比，他们内心的冲突和煎熬或许更激烈痛苦。三浦展的书中描述，“下流社会”的年轻人无法从自我主张的路中走出，虽然处于困境，但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只是对社会不满。

租住在沙河镇的林华和他的同学不满的对象是就读的学校。四年大学收获了一个人生经验：“绝不要让你的孩子进民办大学。”他们憎恨这所除了收取更多学费，却没有给出相应回报的学校。如果说给了他们什么，那只是比市场需要更高的自我认识和人生期望。而这成为找工作时折磨他们的根源。做汽修店学徒，一个月800块钱，从事这类工作在上大学前是不可思议的。“我进这所民办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光学费就4万。”林华说。

在1999年扩招后，每年进入社会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递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2006年高校毕业生比上一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仅2006年，高校毕业生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他们当中希望留在城市的人，第一站都流落在郊区的农民房和城里的城中村，苦等机会的垂青。

“混社会久一点”的年轻人，会怨恨提供工作机会的经济主体。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的“北漂族”唐剑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认为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到今年1季度竟然高达48％。他认为这种依附型经济必然使得大学生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即使有就业机会，但由于核心技术掌握在外资手中，他们能从事的工种也大多是技术含量相对较小的，因此上升空间不大，收入增长较慢。

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懑，通过网络上的谩骂呈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些年轻人正是“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今天在网络中活跃的‘草根，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工农群众，而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许许多多成长不足的现实压力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在激烈的全球性的竞争中，没有多少优势，形成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愤懑的心态。虽然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人形形色色，但真正形成了舆论氛围的人其实还是这些年轻人。”

狭窄的上升渠道

三浦展将日本年轻人的“下流化”归因于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收入再分配调查”，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99年的0．433上升到2002年的0．498。但是经过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再分配之后，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22。目前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存在不同版本，但基本共识是已达到或超过0．45，早在2000年就冲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

在这个财富分配分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把社会提供的上升渠道分为三类。“从目前来看，大致存在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受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产阶层的来源可对应地分为三种进入渠道，即行政型进入、市场型进入和社会网络型进入。”张宛丽说。

往下类推，而对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既无社会人脉，也没有权力授予的社会位置，他们的机会只能依仗市场型进入这一条通道。

而在中国，通过市场渠道成功晋升的榜样，是一个中间阶层，也就是俗称的“中产阶级”。按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间层的扩张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空间的开放，“市场型进入”为“新中产阶层”流动的主导形式，这为一些个人能力出众，或者有极强意志力的人开辟了一条向上的通道。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被张颐武看作是“中间阶层”的后备军。

但现实是，真正能依靠市场开放分享到社会进步产生的财富，并获得自我提升的普通人，比例还很少。按照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曾主持的调查，以月收入5000元是中产为分界线，中国五大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比例为11．9％。根据另一个统计口径，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称我国新阶层——主要由非公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构成，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其他相关的从业人员，总人数在1．5亿左右。

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向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张宛丽说，“在单位、部门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的人，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受阻。就社会结构而论，这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先赋陛(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

谁来改变?

亚当·斯密最早在《中国富论》中警示社会排斥的危险。他说，贫困的可怕之处不仅仅是缺少生活必需品，更可怕的是因此导致的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只要有社会的支撑，即使很贫困，他也会接受社会的约束。但如果他被社会所排斥，贫困的处境则完全可能使他漠视社会的规则。

现在没有看到危险，但我们看到了悲剧。

2005年春节前，北京中坤集团的两个小女孩在合租的平房里煤气中毒。送进医院后，直接送入了高压氧仓抢救。在医院待了十天，两个女孩脸上都留下了疤痕。这两个女孩都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还在实习阶段，千辛万苦在中坤集团求到了职位。

春节期间，中坤公司的董事长黄怒波去了她们的住处，实地观察，因为“不理解好好的人怎么能煤气中了毒”。

两个女孩的住址是后海的一条小巷，胡同错综复杂。七拐八拐找到了她们的住处，黄怒波看到一个董事长阶层很少接触的一个世界：“一个大杂院，住了十几户人家。一进大门，各屋里都有人。”两个女孩租住的是一间8平米的平房，“咱是干地产的，一看就知道那属于房东私搭乱建。屋里寒冷得要死，倒不如院子里晒太阳。那‘肇事的炉子，就在门口，有一搭无一搭地着着火。怪不得如此!”

后来，黄怒波在文章中写道“现在看来，一个企业发展得很快、态势很好，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的员工都是受益者。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中层以上的管理团队按业绩受益，最底层的员工，尤其是踏踏实实、默默无闻的员工，是不是除了业绩、工作、薪水之外，考虑些福利性的待遇?比如说，发给外地员工住房补贴，让他们住得起楼房，不用再弄煤炉子，特殊雨雪天气，迟到半个小时左右不考勤；长假时间，多放两天假，好让他们回家；工会定期组织他们娱乐活动、聚餐；有的员工家中有难，予以关心，等等。起码，我想，今年立刻行动，采取补贴帮助的办法，不让我们的员工住平房了。这样，夜里也睡得着，不用怕哪位再出事吓人了。”

但这只是一个做过诗人、有些人文情怀的商人，对自己公司的利益分配调整。但对居住在沙河镇斗室里的5万名大学生，或者在其他大城市里守望自己梦想的年轻人，上升渠道的拓宽，并不只是一名企业主的一时善心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