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旸

“慢生活”，正在成为全球流行的健康生活态度。可在中国“慢生活”却是口号好喊，难做到

伊万·麦格雷戈在那部经典电影《猜火车》的开头，边逃跑边念叨着，“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终身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大电视、选择洗衣机、选择汽车、选择CD机、选择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选择楼宇按揭……我为什么要这样?!”

的确，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只不过被牵着走而已。而现在，这样的境况同样出现在了中国，所有都市里的中国人都一边抱怨着不堪的压力，一边为了满足这些选择不断加快自己的脚步。

不由自主加快的脚步

刘松今年30岁，大学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工作，从图书公司编辑到外企秘书，而她的梦想是进入广告界。毕业两年后，她终于如愿进了一家著名的广告公司，从创意助理做起，又不到两年，她成为了创意部门的主力。

可她渐渐发现，这个曾经梦想的工作却在每天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中，把曾经的激情一点点磨灭掉了。

“我那时候长时间睡不好觉，每天闭上眼睛，脑子里全都是各种被毙掉的idea，有时候做梦都是和客户争论一个广告的创意思路，对方总是在摇头。”刘松说。那时候刘松的工作状态是，每天早上8点出门，拎着沉重的笔记本电脑到公司，上午和同事讨论广告的思路，下午打电话与客户约时间，讨论整理出来的想法，通常没有七八次反复是不可能让对方满意的。

那段日子里，刘松的所有时间只分成两个部分，睡觉和工作。“睡觉的时间里也有一半在做和工作有关的梦。”仅仅半年，她几乎断掉了工作之外的所有朋友的联系，大学同学的聚会也因为她每次的推脱再也没人给她打电话。她形容自己“我那时候把每个case的最后期限用红笔在日历上标出来，每天看着那个红圈就焦虑得不行。每天工作节奏快得不行，到了晚上连中午吃的什么都回忆不起来。”

直到有一天，刘松从公司回家，偶然一瞥自家楼下的一个广告牌，才猛然从盲号忙的状态中惊醒，“我当时特别悲哀，那是个自己策划的广告牌，在那挂了一年，我天天从底下经过，每次都匆匆过去，竟然连上面画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刘松说，那一瞬间她想起了自己刚刚人行时，就是想象着能在路上站在自己策划的广告牌下，慢慢体会那种成就感。

那天晚上，刘松抱着一叠创意稿回到家，倒在床上开始琢磨这样的状态是不是有问题。

一周之后，她决定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把工作和生活彻底分开。“我从放慢脚步开始，每天到楼下，停下来看看自己做的那个广告创意，不是自恋，就是想慢慢地欣赏一下自己的工作成果。然后把日程表上所有7点之后有关工作的部分全部删除。”刘松开始试着回家后关上手机，不在家看公司的邮件，并且主动给已经失去联系的朋友们打电话。

“说实话，当时这样做也担心会失去一些东西，比如在公司里的位置，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如果你不自己放慢节奏，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快，直到你追不上它，那样会更加失败。”刘松说。

在中国，别想慢?

据称，反对快节奏生活的运动最早开始于1986年，意大利人Carlo Petfini提出“慢餐运动”，是为了抗议在著名的西班牙广场纪念碑的台阶旁建立快餐店。而这一运动的响应者们从“慢餐”出发，创造了一个全新概念，即“慢城市”，他们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城市模式。号召人们以时速20公里的速度驾驶汽车，提倡拆除不美观的广告牌和霓虹灯，让城市有更多的空间供人们散步，有更多的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

有报道说，人口只有1.5万的意大利小城布拉是这一运动的先锋。而意大利已有32个小城推行了“慢生活”的模式。为了保住“慢城市”的称号，他们还定期接受监督员的检查。

而“缓慢生活”的口号也在近几年间迅速在全球得到响应，不同国家的职场人士纷纷把这个作为他们推崇的生活态度，并身体力行。

如今，中国都市人也开始意识到放慢脚步的必要，但是他们想要真慢下来，似乎不太可能。

亚洲积极心理学研究院理事长倪子君说，有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求助于她，大都是因为生活节奏过快，工作压力过大，难以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焦虑。

“目前，中国因为发展速度很快，大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你自己放慢脚步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有一种没能实现你人生价值的感觉，别人也会认为你不思进取。”倪子君说她所遇到的前来咨询的人们大都有着这样的心态。

倪子君曾经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说，“在德国，下班时间和周末是没有人谈工作的，如果你在私人时间里和别人聊工作上的事情是对于别人的不尊重。”她说从欧洲回来之后也有过要捍卫自己周末的想法，但是没能成功，“你不谈，别人还是会和你去谈。”

“在欧洲，因为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完善的社会保险、医疗体系以及养老保险，会让人们有很强的安全感，所以所谓的成功并不是人们所追求的主流价值；相反，生活的安逸才是更多人所向往的。但是在中国，因为各种保险还没那么完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所以人们还是以事业的成功，金钱的多少，地位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这在中国目前也无可厚非。”倪子君说。

“放弃”是一种智慧

作为“好利来”蛋糕连锁店的老总，40岁的罗红称的上是“成功人士”。15年前，他变卖全部家当从兰州开始打造“蛋糕王国”，看着自己的企业一点点成长壮大，虽然辛苦但他从没觉得有太多压力，等到旗下的商店开到了100多家的时候，他感到了焦虑。“我那时候请了一位总经理，但是效果不好，把整个企业弄得人心惶惶，很多副总都找我要说法。有一次大伙开会，我站在窗户边上，觉得跳下去算了。”罗红回忆说，后来他躺在床上大哭一场，之后重新振作，解决问题。那时候，他开始明白，不能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样自己会受不了的。”罗红说。

慢慢的，他学会“做减法”，学着培养下属，相信他们，把自己解脱出来。让自己有时间去捡起从前的摄影梦。罗红说，刚刚出去航拍的时候也不放心，“到了一个地方就往公司打电话，有时候进了山，手机没信号，就买特殊的电话，为了能和公司联系上，说到底就是放心不下，焦虑。”直到几次非洲之行之后，他才把电话都扔在一边，真的放慢了脚步，开始一心一意的想着自己眼前的画面。

现在，罗红已经彻底把自己从企业家的角色中脱离了出来，从来不排日程表，办公室一年也去不了几次。他说自己在公司里就是个“精神领袖”。

罗红现在的时间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陪伴家人，二是到世界各地航拍。惟一和工作有关的就是每年年底到办公室听副总向他述职，而“明年连述职我都不想听了，没必要，就像卫星送上轨道，自己已经可以很好地运转了，该退则退。”罗红笑着说。

见到罗红的时候，他正在电脑里摆弄他在北极拍摄的照片。“在北极绝对是另一个世界，那种宁静是你想不到的。我从北极回来，一周都不想说话。”

罗红说自己现在不再焦虑，放慢脚步之后幸福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罗红觉得，能不能放慢脚步是心态问题与财富无关。但在其他人看来，他所拥有好的心态正是因为财富铸造的安全感。他却认为，“我的财富可以让我做得大一点，如果没有这么多财富就做得小一点，也可以快乐。”

在中国，“时间就是金钱”仍然是主流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观点面前谈到“放弃是一种智慧”显得太过奢侈。就像罗红所说，他和中国其他的企业家都谈不来，“因为他们太能干，永远想着前进。”

刘松也承认，她虽然每天下班不再想创意和客户，周末和朋友们聚会，有时还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但她仍然焦虑，看到别人加班时会担心自己好像落下了什么。

倪子君尝试用心理学的方法帮助人们明白，“幸福是一种能力，每个人都能拥有。”她建议那些焦虑不堪，被快节奏的生活搞得筋疲力尽的职场人士，“当你遇到很大压力的时候，就要让自己停下来，梳理一下……要学会放弃，放弃是一个大智慧……”

也许，在中国还只有一种定义“成功”的标准时，寻求慢生活只能是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