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晓　赵　磊

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和2004年的“民工荒”不同，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

200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提出警告：中国将要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指的是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

而面对这一转折，以往靠廉价劳动力构成中国经济起飞的“世界工厂”，需要转换思维了。善待劳动者，只是眼下应有之义之一；提升中国企业素质，“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不再靠“人多势众”盈利，则是长远之策。

2007新民工荒

★ 本刊记者/陈晓 赵磊

因为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制造业生意人的恐慌，已影响到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转和质量。故事开始越来越像那部荒诞喜剧《没有墨西哥人的日子》，和城市的扩张相比，随着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基层劳动力会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

北京的长安街边，国贸桥往东几百米，万达广场的建设在年初时遇到了一点小波折，因为春节后，大批工人没有如期回到工地，工程暂时无法开工。

正在修建的外交部新住宅楼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原计划1200人的工人队伍没能招齐，预计今年初修到楼房和地面相交的“正负零”，现在却只进行到地下一层。

崇文区环卫局四队则在其辖区的所有公厕内，一直张贴着招聘广告。因为清扫公厕的临时工一直没有满员。而且，“每天都有人走。”该队劳资科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这个城市里小区业主生活的细枝末节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去年保洁工随叫随到，现在要提前三天才能约上。在小区家政公司的登记单上，三天内的业务都已经排满，还有很多因为轮不上而注明取消的业务。

民工荒自2004年起为人所知。三年之后，基层劳动力匮乏所波及的范围，已经由制造业生意人的恐慌，影响到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转和质量。故事开始越来越像那部荒诞喜剧《没有墨西哥人的日子》——当一个美国城市中的所有做服务业的墨西哥人突然都走掉后，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和城市的扩张相比，负责为这个城市修建住所，打扫卫生，清理公厕，还有整理家务的基层劳工正变得越来越少。正在壮大的城市不得不放慢脚步。

劳动力短缺已不是一时一地现象

杨玉红一直觉得自己和一起来北京打工的丈夫无法相比。丈夫在今朝装饰公司做木工，这是现在比较紧缺的技术工种，每天可以赚到70～80元。而杨玉红在一家小区所属的家政公司上班。“他们那是技术活，而我们这种是手头活，随便谁都能做。”她说。

但中国社科院2007年5月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显示，短缺的劳工恰恰是杨玉红这类“干手头活的非技术工人”，而且，对女工的需求量占了2007年新增用需求的57.8%。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章铮对此的结论是：目前的“民工荒”主要是25岁以下女工供不应求造成的。

在经济学家眼里，还有许多零碎的证据，证明目前低端劳动力供应正处于卖方市场。比如，消费物价指数中，家庭服务和家庭维修服务的数据大约自2004年下半年起加速上升，在过去的一年，其平均增长率大约比此前3 年的增长率高出2个百分点。“这表明低端劳动力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紧张，并带来了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加速上升。”光大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高善文说。

下个月，杨玉红的报酬就要由一小时5元增加到一小时7元。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已经准备把与钢筋有关的工序的工资由220元/吨增加到240元/吨，“这在全国都算高的价钱了。”

在民工荒的最早爆发地广东东莞，民工荒仍在持续，由它所带来的工资上涨，已是普遍的事实。类似“招聘普工，底薪690，每天工作8小时，保证双休日，工作满一年可以享受5天的带薪年休假……”的告示，如今在东莞几乎每家工厂的门口或者传达室的窗户上都随处可见。四年前就从重庆巫山县来到东莞做工的张启君，感触最深的是这几年待遇提高了。今年5月份，她领到了2500元工资，“刚来的时候，第一个月才拿了一千多元。”她对记者谈道。

张目前的工作是查补(对成衣进行检查和修补)，她说，目前厂里如果加班，一般是5元/小时，而在周末，可以拿到六七元钱。“我们厂的待遇比其他厂好，五个人住一间宿舍，有放衣服的橱柜，可以洗热水澡，下班后还可以在厂里打球、唱卡拉OK。”

即便如此，企业依然面临缺工的问题。新兴发针织厂厂长尹海对记者说：“招工不好招，除了新兴发外，我们还有另一家耀信服饰厂，总共需要两千多工人，去年就缺工，今年更厉害了，现在还差几百人。”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近年每年都对珠江三角洲的缺工问题做调查，去年，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缺工的占64%，比前年增长了10%，其中认为缺技工的占18%，缺普工的占了53%，认为两者都缺的占26%。

城市的用工短缺甚至已经抬高了农村里劳动力的价格。“现在是农忙季节，请人插秧，往年15块/天，现在都得30块/天。”杨玉红说。王顺中是来自安徽的建筑商，他在老家的父亲也遇到了人手短缺的麻烦。他开了一家棉花加工作坊，春节一过，这个只需要五六个人手的家庭式作坊里三名员工去了传说薪水更高的大城市，王的父亲只好和两个女儿暂时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

根据中国社科院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系统调查，2003～2005年，农户家庭经营各业雇工平均工资由560元/月提高到658元/月，增长了17.5%。

而在西南的一个小县城，正在进行着被当地人称为的“工业革命”。周围几个大厂和一些新兴的民营企业，都迁入了当地新建的工业园区。县城里的劳动力显得金贵。在这里，2006年前，一个普通技工还不过30元/天，现在这个价钱只够雇一个打杂的人。那些会搭房梁，砌砖墙，走电线的工人，一天要50元钱才请得起。

在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中，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另有32%的企业招到用工量的75%以上，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缺工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严重程度也远远高于2004年媒体报道的东南沿海民工荒。”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副主任都阳说。

到工资更高、机会更多、环境也更好的地方去

县城里劳工工资成倍的上涨没能阻挡劳动力的外流。因为在大城市及它们周围的“经济圈”，那里有更大规模的建设，那里工程更多，工资更高，机会也更多。

作为新兴的劳动力吸纳地——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迎接2008年的奥运，1215公顷的土地将被辟为奥林匹克中心。760公顷的土地将化身为城市的森林公园。首都机场正进行扩建，到2008年周转量将达到6000万人次。由此要建成一座比伦敦希思罗机场5个航站楼加在一起还大的航站楼。还有一个大的地铁系统也是这个奥运梦想的一部分。这个地铁系统完工后，预计北京将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线路。

如果把这些工程与城内一个普通的城区相联系，我们就会知道资本给工作岗位创造的巨大需求。北京市崇文区在迎奥运的名义下，扩建了两广路，花市小区，永外大街，南中轴路，李国庆所领导的负责马路清洁的一队因此要增加几十万平方米的保洁范围。环卫局还为迎奥运设置了新的卫生标准：路段的循环保洁缩短为半小时一个来回。李国庆说，这相当于每个环卫工人的工作面积翻倍，达到每人每天保洁马路1万平方米。如果要保证卫生质量，必须得增加人手。而负责公厕保洁的四队，为了达到达标创优的奥运标准，需要对辖区内的500所公厕实行单人负责制。这使得原来300来人的清洁工队伍捉襟见肘。

奥运是北京的梦想，而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梦想。

郑州市市长赵建才对媒体说，他的愿景是把整座城市的规模扩大两倍以上，将落后的郑州变成“东方芝加哥”，因此，这座并不富裕的中原省会，正在筹建两个“前无古人”的建筑：一座中国传统塔式酒店，高280米，几乎是纽约帝国大厦的四分之三那么高。这座造价近1亿美元的滨河艺术建筑看起来像一窝巨大的鸭蛋。附近还有一个新开的会展中心，外观就像是一把撑开的伞，那里的展厅号称拥有亚洲最大的无柱屋顶。

各式各样的城市梦想催生出不同的经济圈。因此，和3年前民工荒刚刚出现时不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5个大型的经济体可供民工们选择。而其中新兴的环渤海地区在劳动力的竞争中暂时领先。在一半以上地区的民工工资都停留在200～1000元/月的范围时，这个地区的民工平均工资达到了1200元以上。工资是决定民工去向的关键指标。在社科院的报告中，环渤海地区2006年的企业招满状况和2007年新增用工比例都排全国第一。

而在广东东莞，打工者们发现，可以选择去条件相对更好的长三角去打工。

一位在东莞某台资企业工作的湖南籍工人告诉记者，“在春节后，我们一个村的外出打工者，都去了上海和江苏，那边的待遇相对高，工作时间段也比较规范，男女工的比例也合适。”

“我们这边的厂房和基础设施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盖的，而长江三角洲在2006～2007年盖的厂房，当然比我们这边好。”采访中，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萧主任指出，工资是个主要问题，但不是绝对因素，工作环境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贵州遵义市政府驻东莞办事处是该市组织劳务输出的重要平台，该办事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向记者分析说：“现在人才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农民工都自发分流了。如今的农民在家里、企业和学校都可以通过网络、报纸获得信息，随时都有大量的招聘信息，让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教授分析说：“从宏观来说，目前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对珠江三角洲民工的分流，是必然的趋势，是本地缺工的主因。”事实上，这恰恰印证了随着刘易斯转折点而来的两个标志性变化之一：即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人口红利期的结束

杨玉红和她的丈夫随时准备离开北京。他们把最近的一个启程时间点定在2008年。“很多工程都会完工，很可能没活干了。”杨玉红说。但北京城的建设并不会在2008年后停止。“十六天的奥运只是一个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现实。”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采访中，这个观点得到建筑商的肯定。“奥运会完了，还有大面积的旧城区要改造。五层旧楼要推倒改建成30层的楼房，原来的电缆负荷不了，水管的流量也要扩容，埋在地里的网线都要更新，这是多大的工程。”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说，“这些不都得农民工来做？”

这些大量的待建工程，像个黑洞一样，吞噬着来自各地的劳动力。而中国的人口供应并不是一个伴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自然人口转变过程，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在，如果还要说中国广袤的农村有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将会遭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双重反驳。

30年前，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结果简而概之，就是中国计生委进行工作总结时的一句口号：“计划生育三十年，人口减少三个亿”。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计划生育的成功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亿劳动力。

一份联合国的预测表示，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预见的中国人口变化趋势与之类似。该中心称，到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72.1%的峰值，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峰值将出现在2016年，届时将达到9.97亿。

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现实是，2006～2010年期间，非农产业的用工人数还将持续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供需很快就将出现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说。他和同事们使用三个经济增长率设想值(10%的高增长率、9%的中等增长率以及8%的低增长率)以及两个就业弹性指标，测算出六种劳动力供需局面。

“自2004年以来，无论出现上述哪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逐步扩大。尽管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持续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预计仍将不时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如此勾画我国的劳动力供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