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大名士蔡邕之女蔡文姬，在兵荒马乱中“为胡骑所获”，成了匈奴一个贵族的妻子，后来蔡邕的故交曹操在汉廷秉政，对老友没有子嗣感到很痛心，“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这就是一直被传为佳话的“文姬归汉”，很多文人都称其为“千古盛事”。

称这件事为“佳话”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蔡文姬不但出于名门，本人也是一个才女，史称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不希望才女沦落异域是一种大众心理；作为政坛新贵的曹操，日理万机之余，还能为一个小女子操心，不惜重金，更使“佳话”添色。

“文姬归汉”的佳话感动了无数人，也包括少年时代的我，但最近我重读蔡文姬自述遭遇的《悲愤诗》，和记载她零星事迹的《后汉书》，不禁有了点异样的感受，并突然想起了一个千百年来似乎被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盛赞某事为“佳话”、“韵事”时，是否应该更多考虑当事人的心理和情感？

坦率地说，我以为，我们在艳称“文姬归汉”是“千古盛事”时，对当事人蔡文姬的心理和情感是关注得相当不够的。蔡文姬在曹丞相派人赎她之前，已在“胡地”生活了十二年，并生下二子。作为一个深受汉文明洗礼而今沦落异域的女子，她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肯定是真诚的，这在其《悲愤诗》中有清晰的表露，但我们能不能说，她对栖息达十二年之久的“胡地”，对朝夕相处的家人，尤其是她的两个儿子，就没有丝毫感情上的依恋呢？从人性的角度，自不难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无论如何，蔡文姬首先是一个女性，是一个母亲。而文姬归汉是只身而回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一旁鼓掌叫好时，承担女性、母亲双重角色的蔡文姬实际上面临着非常痛苦的抉择：一边是故土，一边是自己年幼的儿子，蔡文姬却要必须从中选择一个！《悲愤诗》中描述蔡文姬和儿子离别的场面时说：“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真是一字一泪！在这样的人生大痛面前，我们称赞它是“佳话”似乎残忍了一点。

蔡文姬返回故土后，嫁给了一个叫董祀的男子。此人的品行大概是有问题的，在曹操手下做一名小官，“犯法当死”，还是蔡文姬于寒冬里赤着脚、蓬头垢面地去向曹操求情，感动了曹操和当时在座者，才得免死。对蔡文姬来说，更要命的还不止于此，因为她曾托命于异族，还育有儿女，难免被世俗偏见所不容，而其丈夫很可能也曾给过她人格上的歧视，《悲愤诗》中记述文姬婚后生活有两句诗颇耐咀嚼，说“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颇能看出她在家庭生活中如履薄冰的心境。可以认定，文姬归汉以后，生活是并不幸福更不美满的。

“文姬归汉”，当事人有与儿子生离死别之痛，而且她并未因此换来幸福的生活，怎能称其为“佳话”？如果说它是佳话，只于曹操是佳话，因为烘托了这位当朝宰相的爱惜人才、珍重友情的美德；只于旁观者是佳话，因为满足了一种大众心理。

文人们喜欢制造、流传佳话和韵事，如爱妾换马、美婢易书之类，当时或后世的许多读书人提起来都神采飞扬，至于“佳话”、“韵事”中当事人的痛苦和血泪，哪里在其考虑之列呢？

【原载2007年9月18日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