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天价国学班的开办不算什么新闻了，但武汉大学“乾元国学讲堂”的开课还是吸引了公众新一轮的注意。一年上二十四天课，总收费达两万八千元，主要讲授《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佛教经典等国学经典课程——武大“乾元国学讲堂”和之前北大、复旦、清华开办的国学班大同小异，按照商业上的说法，他们走的是同一个“盈利模式”。

据报道，武汉大学国学班首批学员有七成是企业高层。北大历史系国学班的工作人员也称，他们的主要讲授对象是企业老总，每个月许多老总们都是搭着飞机来上课。因此，天价国学班在全民性的国学热中，无疑是一个异类，它的异常之处在于：普通读者购买通俗历史书是对国学的平民消费，天价国学班是富豪和企业家的奢侈消费；数十几百万普通观众只能通过电视来分享易中天们，而二三十名富豪和企业家却能够资源独享，接受高校教授、学者接近于一对一的“服务”。

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曾表示，企业家听国学，对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文化修养是有好处的。但他还是拒绝了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邀请，拒绝的理由是没时间参与，愿意面对大众，不愿意面对付钱的小众。王立群的认同证实国学的市场化行为是有生存土壤的，学者们有闲，老总们有钱，供求双方借着国学的平台互取所需无可厚非。但同时王立群的拒绝态度也表明，在一些学者心目中，借着国学热开班捞钱还是一种类似于趁“火”打劫的行为，企业家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国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变味了。

每个天价国学班的开班都会遭到舆论一致的批评，这说明国学班并没有建立在公众认同的基础之上。尽管生存的舆论环境艰难，但这并不能阻挡一些高校的纷纷效仿——利益的力量超越了高校对自身社会形象和责任的重视，成为开办国学班的一个“驱动机”。因为价格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所以除了“头等舱”的比喻之外，国学班还可以用“贵族学校”、“私人家教”等称谓来形容。在人们心目中，著名学府和知名学者都属于公众资源的一部分，如今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教育和传播的优势，将本应惠及大众的知识和文化变成了招徕生意的“稀有资源”，把本应“大众化”的国学变成了“摇篮国学”，把皆可公平享有的国学教育人为地分出了三六九等。

是不是花的价钱越高和国学教师相处的时间越长，就可以实现国学知识的同比增长？未必见得，老总们都声称通过学习国学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但这种提升未必非得花几万元天价才能实现，一名国学爱好者照样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快餐化的国学教育制造了这样一个误区：和名师面对面是快速提升国学水平的捷径。可开办国学班的学校不见得能认识到，这种捷径也有可能让它的受益者对国学囫囵吞枣、消化不良。

对国学班的批评证实了国学可以在小范围内市场化，却不能在大范围内商业化。国学热涌动之初，它的魅力就在于接触的无门槛。国学班之所以能三番五次的开班，在于其在整个国学热中还仅属于个例，大众还是在用看待奢侈品消费的态度冷眼以待，如果天价国学班在社会上得以延伸，像托福班、考研班那样遍地开花且有了不同等级的价格收费的话，估计也到了大众抛弃国学的时候。

在图书销售不理想的时候，一些书店曾别出心裁地按斤论价十元钱一斤卖书，即便如此也没有多少读者愿意像买菜那样用秤去称书——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眼下的天价国学班在按斤论价出售国学方面却做得心安理得，媒体计算出这些国学班平均学费每天一千多元还算便宜的，如果把国学班发给老总们的书籍放在秤上称一下的话，会发现国学会高达数千元一斤的，对把国学当家常菜吃的人们来说未免会疑惑：同样是白菜，为什么到了国学班那里就卖出了鲍鱼价？

【选自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８日《天润财经参考·财经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