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权谋。而其中许多权谋，直至今天，还有其实用价值。当然，也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谋士。这种三国时的谋士，和现在理解的参谋、秘书、文职人员这些部属，还有所不同；也不完全是军师、顾问、参事、高参这些直接参与帷幕指挥的人员。更接近于现在各国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智囊”，是进行重要战略决策，实施大政方针的转变时，为领导人提供多种可能性方案，供其决断的高级辅佐人才。

高明的领导，必有优秀的谋士，而才智出众的谋士，也必须要碰上赏识他，信任他，某种程度上还能言听计从的领导，才得以施展才华，发挥能力。要是遇到一个昏君，或者庸君，那也就鲜花插在牛粪上，白白浪费青春，消耗生命。在《三国演义》中，袁绍是比曹操无论在实力上、地盘上都强得很多的割据诸侯。而且，在他幕下还拥有极有智慧、极有韬略的谋士，但是，此人刚愎自用，怀疑猜忌，气量狭小，优柔寡断，结果，他败在了曹操手下。

读《曹操集》，其中有《遗荀攸书》一文。信中说：“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这句话，表明了他十分地看重人才，看重智士。对智士的计谋，在打天下、治天下的过程中，有着至关生死存亡的巨大作用。因此，在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者，就是这个曹操，所以，得益谋士最大者，也是这位魏武帝。

刘邦是流氓无产者，当了皇帝之后，还把儒生的帽子拿来作尿壶用，这决不是他的潇洒，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能达到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惟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也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地网罗，历史上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袖人物并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英才聚集、智士同堂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袁绍，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曹操深知对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因为几无隔宿之粮，不如干脆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信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曹操给皇帝上表，为荀彧请功。

另一位年轻的谋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击败袁绍，击败袁谭、袁尚、袁熙西遁乌桓蹋顿以后，郭嘉力主乘胜追击，为统一北方，作出了杰出贡献。

曹操部下对郭嘉的谋略，本是不以为然，颇有争议的。认为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讨袁胜利之后，挥师南下，图刘表荆襄之地，不失为佳计良策。因为袁绍败后，惟刘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倒有可能受到刘表、刘备袭击之虞。这种忧虑，也是不无道理的。然而郭嘉却敢于悖众出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也难怪只有曹操才能赏识。

所谓“智士劳心”，就是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动乱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应该能够高瞻远瞩，作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吻配的正确决断。

郭嘉敢提出来，曹操敢于拍板，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实的。

俗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鼠目寸光者，急功近利者，挖肉补疮者，寅吃卯粮者，又何其众也?

三国时期，像这样有远谋高见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的荀彧和郭嘉两位，甚至在袁绍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谋士上，怎能不败在曹操手里。

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能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要给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和环境，更关键的是要有一位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和成果得到应有报偿的曹操式的决策者。所以，韩愈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