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庚戌年开笔的，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宣统二年。这年正月十六日发蒙，一个月读完了《三字经》，又一个多月读完《学而》，读到《先进》不几页，放暑假，在家里休息。

我的父亲是两兄弟。伯伯，即我的生父，是个单身汉，母亲生我后就死了。爹即叔父，他和妈(叔母)未生儿女，就养我为他们的儿子。

我身体瘦弱，不爱玩，尤其不敢同别的孩子打架，因为“屁”(勇之反面)，每打必输，就只好躲在自己房里看闲书。我不知道自己在大人看来是不是很讨厌，只是也觉得似乎谁也不喜欢我。

天气热，屋矮小，不通风，爹在房里躺不住，就在堂屋里的一边搭个铺。有一个晚上，有个隔壁小女孩来玩，那女孩比我小一岁，很乖巧，爹很喜欢她，高兴地教她打拳，自己先做个动作，叫她跟着学。她很聪明，教一遍就会。爹把盘子里的蜜樱桃用手拈了一颗送到她口里，她道了谢，就欢天喜地跳跳蹦蹦地回家去了。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坐在清油灯背后的暗处，心里想道：“我爹什么时候也给我嘴里放一颗什么吃的呢?”

“聂绀弩!”好奇怪，像有人喊我的学名，不觉本能地答道：“有!”喊声极低沉，但立刻悟出是爹在喊我。奇怪，不喊小名喊学名，在家里是头一次。

“筛杯茶来!”爹说。我立刻倒了茶送去，茶只八分满，这是倒茶的规矩。不知怎的，送上茶时，手发颤，茶洒到铺上了。爹不接茶，却注视着我的两眼。

“哪样搞的?哭了!”我本没掉泪，爹一说，我就再也憋不住，泪雨哗地一下子洒下，有的滴到茶杯里。妈坐在铺的另一边，看见这情况，咧了咧嘴，说了句“这小心眼儿的!”就起身进房里去了。

爹接了茶，指了指妈坐过的座位说：“你坐下!”我就坐下了。爹问我：“你几岁?”

“我八岁了。”

“上学多久了?”

“今年刚上学的。”

“已经读书了，不管读了多久，总要懂一点事了。你哭，告诉我是为了什么?”

我回答不出，反而抽抽噎噎哭出声来了。

“是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爹说，“我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我的儿子。我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却喜欢隔壁家一个不相干的女孩子，你想想有这道理吗?我到你先生那儿了解过了，除了不很会背书以外。对于一个刚发蒙的学生来说，都是最好的。你读《三字经》的时候，能够告诉别人《学而》的字。你偷听先生跟别的大学生讲书，听得很有味儿，好像比那个大的学生还懂得多些，先生都看在眼里了。先生说，你还听见先生跟大的学生讲平仄，对对子。有一次，先生出一个‘人口叫一个大学生对，他没对好。你脱口而出对‘天门，先生吃了一惊，问：‘天门?什么“天门”?你说，‘天门县的天门!这些先生都告诉了我。我跟先生商定，彼此都不要当面夸你。你小，怕把你夸骄傲自满了。这些事我能不喜欢?这两年，你要开笔做文章，要是文章做得好，我更喜欢你。那就不是会不会打拳的事情了。

我突然问：“什么叫做文章?”

“比如说，出一个题目，你把那个题目的意思讲出来，发挥出来，用文话写在纸上，就叫做文章。比如说出一个题目叫‘入则孝，意思是说子女在家里要孝顺父母，你把这意思用文字写出来，就叫做文章。文章有正面的意思，有反面的意思，子女孝顺父母是正面的意思，发挥出来就是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孝顺有什么好处。不孝顺父母是反面的意思，发挥出来就是不孝顺有什么坏处，这就叫做文章。”

我说：“这还不容易吗?”

爹说：“容易?有人读书一辈子也不会做。”

“出个题目我做做。”

“出《学而时习之》。”

我想了一想，照他说的意思说给他听，说读书要时刻温习，温习有什么好处，不温习有什么坏处。他说：“这还不是文章，你要用文字、用文话把它写下来，你现在就写。”

我就马上磨墨拿纸，歪歪斜斜地写了几句给他看。他看时摇头晃脑，也不对我讲话，只喊妈：“你出来哟!你儿子会做文章了!”

但正式开笔却在以后。下学期开学了，忘记过了多久，有一次三、八日做文章的日子，先生出了题目，忽然宣布：“聂绀弩今天也参加作文。”许多早已作文的大学生都拿眼睛看我，那样子好像说：“他也做文章!”我看看黑牌上写着两个题目：一、子产不毁乡校；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任作一个。这两个题目，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书上的。先生跟大家讲：子产是郑国的相，郑国的什么地方有一个乡校，这是一个公共场所，不管上不上课，常有人在那里议论国家大事，有时候把国家大事贬得不值一钱。有人听见了，去告诉子产，说应该把这个乡校封闭掉，子产说：“不用，他们说得对，我们就照他们的办；他们说得不对，我们就不办，或者办了的，就改掉。这对国家不是有好处吗?”这就叫“子产不毁乡校”。“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如果是有道明君，他就出得对，没人有话说；如果他出得不对，就会有人说话，甚至老百姓都议论。这个题目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一层是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也。有道在前，无人议在后；无道在前，庶人议在后，这就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先生讲了以后，大家摇着头，口内哼哼嗡嗡想文章。我也照那样子，哼来哼去，就把心里想的意思变成了可以说出来的话。再把可以说出来的话，变成可以写在纸上的文章。先打稿子，再抄正了交卷。我照先生的意思，写了正面又写反面，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先生：“如果照先生讲的做好了，不也都是先生的意思吗?自己一句也没有做，怎么算做文章?”

先生点了点头，又望了大家一眼，好像问：“他说得有道理吗?”

大家不做声。

先生说：“文章不是天生会做的，正像字不是天生认得的一样。要有人教，有人带路，才慢慢会做，做得好起来。我讲的只是最浅的意思，是文章做法的一种，你们学会了一种，就容易再学别种，由浅入深，随便怎样做都行。”

“那么，”我说，“如果把两个题目写进一篇文章里去也可以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先生说。

我说：“天子的礼乐征伐出得不对，这就是无道了，庶人免不了要议论。如果天子听见了那种议论，不管议论得好不好，对不对，就照子产不毁乡校的办法办：觉得对的就听，觉得不对的就不听，再不管别的，那不就是以无道变成有道了吗?这就把两个题目写成一篇文章了。”

先生说：“可以，完全可以。这意思很新。”

我说：“我还有一个怪想法。我觉得天下有道则庶人议，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

“怎么讲呢?”

“天下有道，上面不滥施刑罚，庶人说点什么也不要紧，所以敢议；天下无道，上面滥施刑罚，庶人怕惹祸，有话也不敢说，所以不议。”

“聂绀弩，这是你说的吗?”

“是刚刚想到的。”

先生突然变了脸，好像要哭，却又点头带笑地说：“这意思好。你小，又头一次作文，还不能知道说了些什么，更不知道它的深浅。写出来吧，不管写得通顺不通顺。”随即向大家说：“今天的作文，以聂绀弩的最好。”

以上的情景，是七十年后的今天的回忆，用今天的一个老人的话说的。七十年前一个七八岁的儿童，用什么话表达了那些意思，而且表述得让先生听懂了，这却一点也记不起了。但那些意思其实也不是我的，先生对大些的学生开讲，我常常旁听，不知哪一回先生讲了这类的话，我在这回把它用上了，如斯而已。

总之，我就这样开了笔，写了一生的第一篇文章。

[原载2007年7—8月《中国校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