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6月3日，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中共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时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宋平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纪委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宋平顺党籍。

窃以为，对于宋平顺的调查与处理，不是句号而只是一个逗号。我不仅关心宋平顺是否道德败坏。更关心他有无涉嫌犯罪；我不仅关心他是否开除党籍，更关心他的那些违法犯罪所得有无全部追缴。

宋平顺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牟取巨额不正当利益，那么，这位情妇到底得到多少非法所得，而宋平顺本人又从中得到多少非法利益，此外，宋平顺是否还有其他贪污受贿的行为呢?坊间传闻，宋平顺违法乱纪甚至涉嫌犯罪的问题远远比目前通报的问题大。那么，对宋平顺情妇以及他本人的赃产就必须紧追不舍，全部上缴国库或者返还受害人。

贪官走投无路才会自杀，但是自杀对于贪官来说，仍然是一个次优的选择。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人死了，当然会停止对其的刑事追究，但实践中还有另一项惯例是：不但刑事追究没有了，对于赃款、赃物的追缴也停止了。如此，贪官自杀自己倒是身败名裂，但是“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他留下的巨额赃款足够家人逍遥。近年来，贪官自杀的事件屡屡曝出，比如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湖南省副省长郑茂清、吉林市副市长王伟、黑龙江省检察长徐发，等等，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受到了赃款死后不追究的“激励”，而前赴后继向阎王爷报道。

对于贪官死后的财产不予追究，对于公众来说，却意味着正义的边界在退却。因为，正义的实现不仅仅是要完成对贪官的刑事追究，而且必须完成对于赃款、赃物的追缴，如此才能让国家的财产不受损害，才能恢复被害人受损的财产和受伤的心灵。贪官因财而违法犯罪，那么就必须让其得不到半点违法财产而告终。如果仅仅是让贫官受刑事处罚或者死亡后一了百了，我们充其量只是实现了一半的正义。

建议司法机关向香港的廉政公署学习取经。曾任皇家香港警察队总华探长韩森，其家产在1971年超过四百一十五万元，超出官职收入二十多倍，但当廉政公署介入调查时，他却移民加拿大，后潜逃至台湾。从1976年到1999年，廉政公署通过国际引渡等方式锲而不舍地对韩森进行追诉，1999年8月，韩森在台湾去世。由于无法刑事起诉一个死人，廉署改为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向韩森的遗产受益人展开追讨，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奋战，香港廉署最终追讨到韩森的过亿资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香港廉署没有满足于赃款的“如数”追缴，由于资产升值等原因，韩森家属于三十五年后交出的资产，是其当初贪污数额的三十五倍。因此，舆论普遍认为：“韩森一案，香港廉政公署调查了众多相关人员，辗转了世界不少城市，准备了上万页的文件，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成本和付出很大，但它彰显了法律精神，表明了廉政公署不惜代价反贪污的决心，这也是香港成为廉政之都的精神所在。”

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廉政之国”，恐怕也得建立一个对贪官赃产紧追不舍的机制，不管贪官出逃国外或者自绝于世人，对于违法犯罪所得赃产必须予以足额追缴。刑事诉讼不行，改用民事诉讼；出庭审判不行，可以建立缺席审判制度。眼下，最好就从紧追贫官宋平顺的赃产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