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荣

从军生活中的顿语

萧军八岁时，家里彻底破产了，父亲只得外出做生意。他也不得不寄居到“东大荒”蒙族区继母的娘家。因忍受不了别人轻蔑的眼光，他经常逃学、跟人打架，有时甚至把人家的头打破。这期间，他阅读了不少武侠小说，决心要做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抑强扶弱的绿林好汉……十岁，他跟着父亲到长春谋生，学着镶玻璃。在穷困中，他看别的孩子上学读书，羡慕极了。终于，他再次进了学校。他的成绩在学校始终名列前茅，但由于他的倔强，得罪了体育教师，还是被开除了。这时，他已经十八岁，该自己谋生了，于是到吉林参加了军阀张作相部队，当了一名骑兵。

他身在军旅，而文学才能却开始显露，经常写诗，并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他读了鲁迅的《野草》，还认识了诗人徐玉诺。二十岁时，他看到招考宪兵的布告，所考的项目全是他感兴趣的，就报了个名，结果考了第八名。八个月后，以第二名的成绩结业，当了一名宪兵。

1929年，二十二岁的萧军到张学良主办的“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这是当时中国三大军校之一。一天傍晚，他看见几个同学在一起踢球，走近一看，只见踢的是一个血迹斑斑的死人头骨，那是一个死后不久被野狗从土坟里刨出来啃吃剩下的士兵的残骸，一边的破军服上连番号、姓名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令他震惊。他开始问自己：“你现在是干什么呢?”“在学军事。”“什么叫‘军事呢?”“杀人的技术。”“杀什么人?”“杀敌人。”“谁是你的敌人?为谁杀敌人?杀人的目的在哪里?杀人的结果是什么?你要获得什么呢?”他无法回答自己了。由此，他日益厌恶军事，而热爱起文学来，甚至在训练中也拿出书来看。写作的欲望一天天强起来，终于写成了第一篇散文《懦……》。此后，他就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

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有利息

1934年春天，哈尔滨的抗日组织接连被破坏，友人中被捕、被杀的事不断发生，萧军随时可能被捕。朋友们一再催促萧军离开哈尔滨。可是，到哪里去呢?他的朋友金剑啸曾在上海学过画，建议萧军去上海。这时，到了青岛的舒群，来信催萧军去青岛。不久，地下党员北杨被捕，被当局查出了萧军的地址。友人闻讯，即刻安排他和萧红在1934年6月中旬奔向青岛。

在青岛，他们两人分别写成了长篇小说《八月乡村》和《生死场》。但他们不知道该投向哪里。一天，一位地下党朋友告诉萧军，曾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鲁迅。这触动了萧军的心弦，他素来景仰鲁迅，想向鲁迅求援。萧军不禁问朋友：如果信寄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能否收到?朋友鼓励他试试看。

素来果断的萧军当即写了第一封给鲁迅的信，请求指导。没想到，鲁迅很快回了信。萧军当时的感觉，“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好像一艘迷航的小船见到了灯塔的光芒。二萧和朋友们把鲁迅的来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每读一遍都会读出新的意义，觉得天地也变宽了。他们赶紧把两人的作品合集《跋涉》和两部小说稿寄给了鲁迅。

稿子和信刚寄出，青岛的地下党组织就被破坏，萧军危在旦夕。9月间，他们奔向上海。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写信要求见面。出乎意料的是，鲁迅开始并不同意马上见面，只是说：“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二萧寄去了一张两人的合影。也许是照片上两人眉宇间的气质消除了鲁迅的疑虑，也可能是经过了解知道他们的可靠了，鲁迅主动约他们到内山书店见面。这使两人快乐得像小孩子盼望新年一样。当他们见到鲁迅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鲁迅介绍了上海的情况，萧军也说了哈尔滨的情况。说到白色恐怖，年轻气盛的萧军竟说：“我们每人准备一支手枪，一把尖刀罢!”鲁迅诧异地问：“这做什么?”“他们来了，我们就对付他，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有利息……”鲁迅默默地笑了一下，他不赞成这种说法。临走，鲁迅借给他们二十元钱。但是，萧军又提出坐车的零钱没了，鲁迅又拿出几个银角子和铜板……一阵心酸，二潇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过了几天，鲁迅设宴招待他们，并介绍他们认识左翼文化界人士。从此，二萧就经常到鲁迅家走动了。鲁迅把他们两人的书编为《奴隶丛书》，亲自作序，自费出版，还介绍他们的文章到报刊上发表。为了发表青年作家的文章，鲁迅常常要“陪”文章，他总是默默地去做。比如，当张春桥发表文章攻击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时，鲁迅挺身而出为他仗义执言。日本“改造社”要介绍鲁迅作品，鲁迅就推荐萧军、胡风等青年作家的作品。

当时鲁迅住所是不公开的，一般朋友都在外面会见，只有好朋友才请到家里来。二萧却是经常到鲁迅家里走动的。鲁迅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兼老师，却有着同辈的平等态度，经常招待他们吃饭、看电影。还从不让对方回请。他们对鲁迅有一种类似对父亲的感情，在他面前感到无拘无束，萧军甚至顽皮地坐到鲁迅家的窗台上照相。萧红在鲁迅家常常盘桓一整天。两人发生了口角，萧红会到鲁迅家哭诉，萧军则会到鲁迅家跟萧红讲和，然后带她回家……两个漂泊的灵魂，终于在鲁迅身边得到了暂时的安宁。

鲁迅逝世的时候，萧军是治丧办事处成员、出殡总指挥。他连续为鲁迅守灵三夜，丝毫未合眼。在鲁迅葬礼上，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和《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个刊物同人致辞。一个月后的一天，萧军来到鲁迅墓上，点燃了《作家》、《中流》等刊物，寄托自己的哀思。萧军还是《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主要编者之一。与鲁迅先生在一起生活的两年，是萧军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岁月。鲁迅的离去，也永远带走了他的幸福愉快，使他长久地陷在深深的痛苦里。

“出土文物”的脾气依然火爆

1945年底，萧军一家随鲁艺向东北迁移。1946年秋，萧军终于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哈尔滨。当年的友人金剑啸、萧红、黄田等人都已不在人世了。

萧军到了东北，就如鱼得水，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到处演讲，又创办《文化报》、鲁迅文化出版社，声誉日隆。有人跟萧军说'你为什么还不入党呢?拥护你的群众这么多，可你还不是党员，怎么解释呢?萧军觉得，再拖就有故意疏远之嫌了，决定申请入党。1948年7月25日他写了申请书交上去，8月初就报经毛泽东批准了。谁知，他还没有参加第一次组织生活，大祸也就跟着临头了。

原来1948年5月，哈尔滨又出现了一张报纸，叫做《生活报》，虽然是东北局宣传部主办的，却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萧军及《文化报》。《生活报》在创刊号上刊出题为《今古王通》的文章，含沙射影地把萧军比作狂妄的王通，说他借鲁迅的名声抬高自己。萧军虽然莫名其妙，但因并不十分同意那观点，就写了一篇《风风雨雨话王通》，表示了略有区别的意见。当时这事也就平息了。不料，8月份萧军刚入党，就遭到了《生活报》劈头盖脸的批判，从《文化报》刊登的几篇文章中找碴儿，调子出奇的高。尤其是萧军写的1948年的《元旦献辞》中，列举了当时的不正之风，竟被说成是“在新年，抬着棺材，穿着死了人的白衣服给人民和共产党所献的祝辞”。萧军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过的“各色帝国主义”，也被诬蔑成暗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文化报》刊登一篇来稿描写当地群众与白俄侨民的小摩擦，就被说成“反苏”；而萧军抨击国民党打内战的诗《箕豆悲》，却被说成“承认国民党是兄弟”。由“借他人的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到“古潭里的声音”，再到“反党、反人民、反苏联”，罪名越来越大，开始只是观点不同，后来变成了“敌我”之争。《生活报》利用行政手段施压，给《文化报》投稿的人受到了警告，银行不给贷款，纸厂断绝供货，各机关单位不准订《文化报》，甚至不准销售点销售。于是，订户纷纷退订，吉林、佳木斯两处分社被迫停业，萧军被逼到了死胡同。他只有一条路：关社停报，等待处分。1949年，他被宣布犯了严重错误，彻底打入冷宫，从此萧军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整整三十年。一直到1979年，萧军的问题才算有了结论。在同年11月的第四次文代会上，萧军发言，幽默中满含伤感：“我是三十年代的人物，想不到三十年来竟都埋在了土里……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了，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此言一出，满场唏嘘。几十年的磨难，萧军的火爆脾气竟一点也没有改啊。

[原载2007年第3期《上海滩》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