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涌

北京最大的软肋，就是政治地理结构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使首都扩张到不能自我维持的程度，必须依赖其他地区输血

最近读到一篇报道，说北京人口严重超载，现在已经超载100万，到2010年将超载300万。据说解决的方案是双管齐下：“一是控制人口增长规模，二是大力提升首都环境的人口承载力。”

这种解决方法是治标不治本，没有触及北京严重超载的深层原因。要了解北京的问题，必须有历史眼光。首先，要看看中国历史上的首都生态；其次，要具体看在首都生态框架中的北京问题。

中国古代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盛世之都也是庞大帝国的权力中心。比如唐代的长安，人口达100多万，加上周边地区驻守的大量军队，给生态带来严重的压力。长安的生存，要靠东部(安史之乱后是南部江淮一带)农业中心的供应。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运输物资由东向西逆流而上又是谈何容易！唐代的皇帝，常常要携宫廷到洛阳“就食”。682年关中地区饥荒，高宗就让太子留守长安，自己率宫廷到洛阳“就食”。最为戏剧性的是在786年，关中粮仓空空如也，禁军领不到粮食，威胁哗变。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米运到，德宗大喜过望，跑到东宫对太子狂呼：“吾父子得生矣！”

我们现在谈起大唐，无不称那是中国文化的高峰，世界第一帝国；谈起长安，也视之为世界第一城。但是，就在这盛世背后，皇帝有时活得像个要饭的，乃至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央集权的架构中，权力的集中带来人员和资源的集中，致使首都地区的生态严重超载，无法自养。

这一情况，后来也并无根本的缓解。宋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北京成为金元明清四代之都。同时，经济中心南移，江南成为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物资供应地。江南的资源，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维持着北京的生存。这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脱离的格局，使北京乃至整个帝国变得外强中干。

鸦片战争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却被英国的一支跨越半个地球作战的舰队所击败。为什么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大运河成了帝国的血脉，即使在和平时期，大运河频频淤塞，南粮北运一直充满了危机。而英国的军舰一驶入扬子江，兵临南京城下，切断了江南漕运的路线，就等于卡住了帝国的喉咙，清廷除了投降，也没有什么路可走了。

北京传统上并非是一个经济中心，最后成长到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是政治的需要。帝国的防务中心在北方边境，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在这里，以武力作为统治基础的皇帝不能离自己的军队太远，所以首都就设在长城脚下的北京。

现代中国和帝国皇权时代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传统的政治地理，一经形成就有长期、顽固的连续性。定都北京，就必须面对几百年形成的塑造了北京的政治地理，认识其来源和制约，以寻求解脱之道。说到底，北京最大的软肋，就是政治地理结构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使首都扩张到不能自我维持的程度，必须依赖其他地区输血。而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因为计划经济的模式变得更加严重了。凡是一些有全国意义的大项目，如亚运会，奥运会等等，必须北京先办；这样，万事都在北京起步，人口当然也就滚滚而至了。

北京的出路，在于打破传统惯性。改革缩小了政府的职能，也要求中央适当放权，最后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在这样的发展中，北京就切忌事事出头。举个例子，为什么亚运会，奥运会都要在北京举行？这类倾注全国财力的盛事，难道不能交给别的地方办吗？美国办过几次奥运会。哪次在华盛顿举办呢？在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的职能更像个裁判，而不是运动员。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也不应该与其他地区争利。

如今科技发达，像唐代那样断粮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现代化并没有改变北京的基本生态结构:北京缺乏水源，缺乏绿化，顶着裹挟着大量黄沙的西北风，处在沙漠化的边缘。人多喝一口水，树就少喝一口水；多一亩住房，就少一亩绿地或森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北京还事事盲目领先，那么水源，空气，交通等硬件就会将这个伟大的城市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