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看待“大部制”改革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有关“大部制”改革的思路一经提出，即引起海内外各方关注。

究竟什么是“大部制”?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实行“大部制”可能会遇到哪些阻力?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执政党的机构设置方面，如何与政府的“大部制”进行对接，不重复、重叠?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应该在机构的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等等。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页、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汪玉凯近日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冷静看待“大部制”改革》的文章，对此一一作了简要分析。

汪玉凯认为，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

大部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

实行“大部制”，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是，汪玉凯强调指出，要冷静看待“大部制”改革，尤其要坚持对于权力的监督原则。汪玉凯认为，对公权力的制约，最有效的还是外部的监督，特别是人大、司法、公众、媒体等，因此，如何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将对“大部制”改革构成很大的挑战。

从更深层次来看，“大部制”改革最终必然会涉及和涵盖到党政、人大等系统，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对接，因此，应该把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从国家权力结构上进行调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推進，真正的“大部制”也许很难确立。

汪玉凯认为，“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7的部门利益，这决定了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建议。首先应该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的服务对象广泛，外部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

从改革的上下衔接来看，由于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上下级步调一致，所以中央要先行一步。明年3月份新一届政府的组建，就应体现十七大报告精神，按照“大部制”思维来组建，从中央推行，然后逐步向地方推行。

30年来中国有两场改革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将迎来50周年纪念。12月15日，学者朱学勤在广州岭南大讲堂作了题为《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的演讲，从他的角度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

朱学勤首先评论了学界对于30年改革开放所持的两种对立观点。他认为，一边说改革开放糟得很，一边说改革开放好得很，两种观点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是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认为30年来中国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30年。朱学勤主张，先不要下价值判断，而应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在这一点上，他的基本观点是，30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朱学勤具体分析说，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起7重要作用；之后，经过三年的中断和徘徊，第二场改革于1992年重新启动。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第一扬改革不具备的特点，最明显的有两点：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其中政府和资本的作用突出。

朱学勤同时分析了两场改革存在的问题：第一场改革的问题，主要是改革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观念风暴与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仍不十分紧密；第二场改革的问题，则主要在于改革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这项目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相对较缓。

朱学勤着重指出，第一场改革、第二场改革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是也有断裂。他认为，第二场改革重新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因此，关于中国30改革开放何去何从，朱学勤主张，改革者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巩固改革的共识，与老百姓一起应对新的挑战。

(曹立新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