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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生活着为数不少的华人，有上世纪初的打工移民后代，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新生代，有来自台湾、香港的，开公司的，当学者的，也有从荷兰、英国等处辗转而来的原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侨民，或在原东德留下的原越南华侨。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遭遇。有些还颇有成就，或颇有前途。德国国际广播电台选取了各行各业的华人代表做了采访，以此向大家展现在德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春风得意的乒乓球运动员

“运动对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和心理有积极的作用。打球，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好几次的人生，所以我觉得很幸运，自己能当上运动员。如果我有小孩，我会让他去运动，因为这当中，不只是锻炼身体，还锻炼各个方面，比如智力、体力、毅力等，对人生非常有意义。”

这是乒乓球选手施捷女士对运动的看法。施捷不是一个普通球员，而是个超级乒乓球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的排名在全球前10名之内。在这16年间，她替德国国家队打过5次世界锦标赛，得到一次团体赛第3名，那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另外她也打了4次欧洲锦标赛，得到2次团体冠军，2次第二名。单打得到3次第三名。施捷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在德国没人可以超越。

但是她谦虚地说，自己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天分，但天分不一定真的很高，她的成功主要是以自己的努力和勤劳换来的，她算不得是天才运动员。

施捷已经来德国16年了，非常熟悉这里的环境，打球、日常生活都很自在，如鱼得水。1989年她21岁时来德国，当时是以教练兼球员的身份来的。不到3年的时间，她就获得德国国籍，并且加入了德国国家队，从此过着东征两讨的日子。但是她表示很满意德国的生活，因为她原先的愿望都实现了，而且在德国拥有许多的朋友。她认为，来德国是她人生中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问她原先的愿望是什么，她说：“最初的想法只是单纯的想来德国打打球，因为没出过国，所以很想认识欧洲的生活，来增长见识，也想学德语。当初完全没想到后来可以替德国国家队打球，加入德国国家队，是一个惊喜，意外。后来甚至打得很成功，这些都是当时没想到的，是额外的收获。”

她说她很开心她没觉得因为自己是中国来的，所以在这个社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她举例说：一个人到别人家里去做客，刚开始大家比较客气，因为你毕竟是陌生人，大家都不太了解你。等你和大家熟识之后，大家都了解你而且喜欢你的个性后，就不再有隔阂。

施捷12岁时开始在河北队打专业队，打了9年的球后才来德国。在中国没能进人中国国家队，来德国后反而获选进入德国国家队，中间代表德国参加了3次奥运会。

其实施捷小时候的志愿并不是当球员。她说：“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动物和小孩，我一直想当幼儿园阿姨，但是不好意思说，怕别人说我胸无大志。我的母亲曾经想成为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虽然她的愿望没实现，我却想继承她的大志，做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或者当科学家或者当作家。”后来她成为乒乓球员，没有符合自己原先的愿望和父母对她的期待，但是她非常满足，自认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都得到回报。

她说：她输球时候心里会觉得不开心，最开心的时候便是赢球的时候。这一季，她没输过一场球，所以一直很开心。

一心想着落叶好根的餐馆业主

刘得增夫妇几乎是法兰克福硕果仅存的来自台湾的中餐馆老板了。刘老板所经营的中餐馆在法兰克福地区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店内摆设典雅，菜色多而且色香味俱全。刘老板自己是厨师出身，原先在一家台湾的北方餐馆内当厨师。

来德国后，他什么菜都做，不管是江浙菜、川菜、北方菜、广东菜，只要客人想吃，而且有足够材料可以做，他都做得出来。1972年他应聘到德国来担任厨师的工作。当初想到德国的动机其实很简单，主要是想出国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当年台湾的社会一来还不是很富裕，二来那一年又遇到美国和台湾断交，许多人担心台湾的局势会动荡不安，而急着移民出国。既然刘老板有这个机会等着，便欣然应邀来德国发展。只是没料到这条路走得并不是特别轻松。

刘得增30岁出国，工作了三四年后，回到台湾结婚，并把太太带到德国，夫妻俩胼手胝足，努力工作，1982年才出来创业自己开餐馆。开业当初并不很顺利，因为语言不通，而且因为是合伙生意，经营上有些问题。后来对方退出饭店，刘老板夫妻虽然资金不足，却硬着头皮将店面顶下来。

刚开始时，大大小小的工作都得自己做，两个小孩子又先后报到，家庭事业两头忙碌，夫妻俩真的辛苦了好多年。有好多年的时间他们每天只睡3、4小时。工作虽然辛苦，生意却非常兴旺。主要是20年前，德国经济好，常常有人上中国餐馆吃饭，所以，经常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一直要忙到下班，下班时大约已经是半夜11点或11点半。

按刘老板的说法，他目前的营业额只有当年的三分之一。多年来德国经济下滑，餐馆的荣景不再。再加上，中国大陆来的移民中，许多都开起餐馆来，中餐馆越开越多，同行竞争越来越大。而且自从计算机和各式的自动化机器被广泛的使用后，许多的办公室因此搬到近郊房租更便宜的地方去，在饭馆附近上班的人数锐减，连带着也使得刘老板的生意一落千丈。

眼见台湾人开的餐馆一间接着一问的关门大吉，刘老板的店几乎成了硕果仅存的台湾餐馆。但是这局面也不会维持太久了，等两三年后退休了，他们将回台湾养老，只偶尔会回到德国看小孩。刘老板说：“我们是台湾来的，我们的根在台湾，在德国的生活毕竟和台湾不一样，特别因为我们在台湾住了那么多年才出国，心里还是想念台湾。”

再看看刘太太，她也倾向回台养老，她说：“我们喜欢德国的气候，但是德国的人情味确实比较淡。在台湾人情味比较浓，而且吃东西也比较方便。在德国想吃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自己不动手就没得吃。”

另外，回台湾后可以说母语，还是让刘老板夫妇感觉自在些。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学过德文，德语日常会话虽然说得通，但是要和德国人深入一点谈论问题，却是心有未迨，自然也就打不进德国的主流社会。

回顾这30多年的辛苦奋斗，夫妻倒是不觉得后悔，因为一家人健康平安，家庭和乐，一双儿女又很争气，都进了大学，而且读得不错。现在就等退休后返回台湾，轻松自在的过日子。

如鱼得水的大学生

李谢恭，23岁，活泼聪明、反应灵敏，大家都喜欢她。她原先念的是北京外语学院，德语专业，读了一半就转到德国来上学。

她当初在高考时选择学德语，多少是受到她父亲的影响。原来她父亲有一次出差到德国，看到德国特别干净漂亮，又有好车好啤酒，印象极佳。父亲这么说，李谢恭就决定学德语。

李谢恭来德国已经快4年了。她非常认同父亲的看法：德国确实是一个干净美

丽的地方。不仅如此，她还有其它的观察。她认为：德国比中国富有，而且德国的物价比中国高很多。因为这个社会一切都规定得很严格，所以想要在这里投机实在很难。德国人大致上虽然很严谨，却不见得死板，也不如大家说的那么冷淡，而且一般人都非常有礼貌。这许多的特质可能要归功于德国的教育水平比较高，人民的素质比较整齐。

她自称和德国人打交道没有困难。她有许多朋友，除了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她好交往，所以朋友多。李谢恭没碰到太大困难，也没有感受到歧视。可能就因为她拥有一张外国脸，许多人因此喜欢和她交往。

李谢恭是中国经济腾飞时代的一个幸运儿。她是家中唯一的小孩，父母的经济情况不错，足以供应她在德国求学的全部费用，所以她不用辛苦打工，挣生活费。偶尔去打打工，也只为赚点零用钱，并且增加社会经验。

她衣食无缺、语言又通、加上性格豪爽、人又上进、聪明伶俐，在德国生活自然得心应手。而且拜科技之赐，和在中国的家人朋友的联系也非常容易，阅读来自全世界的信息更是方便。因此她说：“我没有觉得离中国有多远，我也不觉得对德国有多生疏，两边都融合得很好。”

李谢恭目前在美茵茨读翻译学系，她形容她的学生生涯其实很单调。每天下课后就直接回家，偶尔参加大学生举办的派对，所能接触到的人有限，而且现在居住的地方仅有2万居民，地方很小，没有太多的活动。

她的家乡是北京，那儿有1700万人，相较起来，她现居的德国小镇自然是太小太小了。但是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处，刚好可以让她专心读书。李谢恭希望一年后可以结束学业，拿到学位。至于回不回中国，以后再说。她说：“毕业后让我回中国，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不一定要留在德国，我很喜欢中国，所以我可以回去，北京上海香港都没问题。”

和10年前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不一样，李谢恭在经济、语言、知识、沟通各方面，更具优势，所以她的德国经验以及她对事物的看法自然不同于她的前辈。

为华人利益代言的中文报人

“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曾经说过，要创造一个社会空间。我们这里的华人在政治上比较冷漠，彼此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做什么，《华商报》愿意提供一个言论自由的空间，让有言论想发表的人，可以在《华商报》上抒发他的看法。“只要是有意思的，讲道理的，都可以发表。比如最近我们报道了连战、宋楚瑜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消息，新纳粹和老纳粹的问题，德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工程，两岸关系，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后的胡温新政等等，我们这些报道的立场不一定和中国的看法一样，我们站在一个比较超然的立场，有自己的意见。”

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修海涛在1997年开办了《华商报》。这份报纸至今是德国第一大华文报，影响力最大，发行量最大，篇幅也最大。《华商报》是以半月刊的方式出版，每期56页，每次出版2万份，读者可以在150个以上的发行点，如中国食品店、餐馆、旅行社、中文学校免费索取，或在火车站、机场、大城市的书店内购买。《华商报》报道的主轴是华人在德国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中国和德国之间的交流，德国和港中台的关系，德国主流社会内发生的事情。

修海涛原为中央党校的讲师，1986年到德国进修。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后他便和其他约3000多名当时滞留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一起留在德国，这期间这些人几乎都得到德国的长期居留权，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包括修海涛在内获得了德国国籍。

修海涛把自己在德国将近20年的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术时代”，他在德国的一所大学内作了4年的研究，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大陆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他写了本名为《新权威主义》的专著。第二个阶段是从事所谓的“社会活动”，他参加了许多运动，主要的目的在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第三个阶段他自称是“商业活动”，其实就是他办报的阶段。

修海涛说，他之所以办报，是因为注意到：华人当时在德国已有10万多人，却没有一份被华人认同的商业性报纸，当时许多报纸都是社团办的，或是有台湾背景或是大陆背景，是由侨团办的。他感觉到华人需要有一份报纸来传递信息，互相沟通。

而且当时在德国发生了所谓的“狗肉事件”，德国的《图片报》报道德国的中国餐馆贩卖狗肉，这则报道其实是荒谬而且错误的，但是却引起德国人普遍的不满，也使得中国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因此修海涛便和一些朋友共同向《图片报》抗议并要求道歉、更正。

经历过这个事件，他更加感觉到华人需要一份报纸来维护华人整体的形象，它可以跨越党派、地域，来沟通在这里的华人和他们家乡的华人，中国人和德国人，华人和德国主流社会。

办报生涯中，修海涛深刻地体会了前人的说法：“如果你要一个人破产，就劝他办份报纸。”他这一路上遇到的困难很多，首先当然是经费问题。修海涛的报纸是不收费的，经费只好全来自广告收入。争取广告量变成了重要任务，这也是为什么修海涛自称他的出版事业为“商业活动”。

修海涛所面临的困难当然还包括来自不同领域的人给《华商报》的不同评价，但他坚守“事件为导向”的媒体原则，也对稿件质量严加控制。他希望他的报纸提供快速、正确、客观的新闻报道和信息，而且有绝对的“实用性”，使得人人愿意而且非看他的报纸不可。

作为学者和文化人，修海涛对两岸的政治发展有自己的见解，他希望两岸可以化解敌意，增加交流。他希望中国未来民主、自由、富强和统一。但是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强调他个人的立场不需要成为报纸的主流思想，他办报没有既定立场，主要是想提供一个自由客观公正的论述空间。

修海涛的《华商报》要在德国生存，除了得克服上述困难之外，还得面临网路上信息流窜的挑战。德国政府对外国报纸在德国发行的态度如何呢?他提到：这份报纸没有受到任何官方的限制。他肯定，德国确实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华商报》实际上对德国政府有非常严厉的指责，比如批判德国经济政策的失误，或是批判德国总理的言论，但是《华商报》的编辑群从没有得到负面的反应，当然，德国政府也没有给《华商报》特别的支持。但是《华商报》如果要采访某个政治人物或某个政府机构，需要什么资料，对方一定会提供。德国政府对待媒体的确是一视同仁。

《华商报》在2002年已经发行了英国版，2003年发行了法国版，未来还将陆续推出荷兰版以及东欧版。

开旅社的儒商

巴尔特的旅馆座落在莱茵河畔，距离科隆大教堂仅数百米远。那里游客如织，特别是当天气好的时候，室外的餐桌和咖啡座座无虚席，莱茵河畔散步、慢跑、溜狗、欣赏风景的人潮络绎不断。这里的确

是经营旅社的好地方，难怪巴尔特的宾馆生意蒸蒸日上。

巴尔特的宾馆是距离科隆大教堂最近的三个宾馆之一，也是少数由外国人经营的宾馆。既然是外国人在德国境内做宾馆生意，会不会比本地人遭遇更多的困难。他说有些客人推进了门一看，是中国人在经营，吓了一跳，便开始担心住进去后，东西会不会弄丢。西方人总是对此有些偏见。但是巴尔特以他诚信和负责的态度获得了顾客的信赖。如今这种偏见已经比较少见。

巴尔特来自内蒙，1989年首度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德国讲学，研究重点是游牧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基于这样的接触，他1992年进入科隆大学读书。其实在他来德国读书之前已经在中国当了8年的大学讲师，并且长期在一份学术刊物担任编辑。他1996年拿到科隆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1999年在蒂宾根大学获得比较宗教学系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成吉思汗的祭祀祭典，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唯一的一本有关这个题目的博士论文，这本论文后来在日本出版。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去了许多地方如英、法、德、日、韩等讲学、做研究和开会。

如此一个有学术地位的人，为什么会弃学从商呢?他解释说：“我们蒙古人自古以来便是过游牧生活，我在现代社会中，也是过着游牧生活，我到不同的国家去讲学，想想，也不是个办法，因此在和家人商量后便下海从商了。”

巴尔特目前在德国拥有两家宾馆、一家旅行社、还有一家贸易公司，主要从事旅游以及文化事业。有了哲学思考的训练和学术研究的基础，是不是对他从商有帮助?他经商成功的原因在哪里?他认为：第一，他的商业判断准确。第二，他知道宾馆生意是服务行业，必须和人和整个社会打交道，所以态度要友善，肯负责，要做到“顾客至上”的原则。第三，他奉行“做什么就要像什么”的规则。他该当经理时他就当经理，该站柜台时就站柜台，该做早餐时就做早餐，能伸能缩，在每个职务上都能谨守本分。

他丰富的社会经验，有一部分来自于他读书时打工所累积的。当他攻读博士期间，因为没有奖学金，只好靠着自己的双手想办法谋生。他开玩笑的说：“除了没下过矿坑、没生过小孩，什么样的工作我都做过。”比如当出租车司机，帮人打扫卫生，替官员、部长或是法院做翻译、洗盘子、开车送饭，巴尔特的打工生涯其实是多彩多姿的。

在事业成功之余，巴尔特不忘记回馈社会。从1995年开始他为内蒙好几个中小学提供了许多奖学金，资助有心上学却经济困难的学生。他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素质、教育程度低落。有些是观念跟不上，虽然有法律但是法律不够健全。如今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提高国民素质、国民教育水平。因此他也愿意就他的能力所及来完成这个使命。

虽然经商成功，事业有成，但是他内心最喜欢的工作却是学术研究，因此打算退休后再回去做学术研究。

随遇而安的超市小老板

金龙商店内人潮不断，店内贩卖各式新鲜蔬果、米面、罐头、调味料、干货、冷冻海鲜、小礼品、杂货等等。小小的店面挤满了人，生意极好。黄老板年纪才不过27岁，却经营得有声有色。其实平日管理店面的并不是黄老板本人，而是他的夫人。

黄老板1994年来德国，当时他才16岁，来德国主要是投靠父母，因为他的父母早就在德国开中餐馆。来了之后，并没进学校读书，而是帮父母照料餐馆的生意。结婚后，1999年自己也出来开餐馆。因为餐馆生意不好做，所以才改行。他提到改行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人来德国开餐馆的越来越多。而且因为经济不景气，上餐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少，偏偏中餐馆又越开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相对的利润也越来越薄，再加上德国人对中餐馆的管理越来越严格，所以他只好关掉他的中餐馆。

结束餐馆生意后，黄老板在波恩开了这家金龙中国超市。如今这家超市已经开了2年，生意还不错。但是黄老板承认，其实在这过程中，他碰到一些困难。最主要的问题是和德国人的沟通。除了语言的隔阂，文化、生活、思想上彼此都有差距。其实并不是黄老板不想和德国人沟通，德国人对中国人也很陌生。所以他希望随着更频繁的交流，许多隔阂可以逐渐消失。

黄老板期待他的下一代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他有3个儿子，都在德国出生，和德国人一起成长。所以他这一代面临的问题，可能到下一代就不存在。虽然生活上有些隔阂，但是总的来说，他对目前的生活还是满意的。

太太也赞同这种说法。问她在德国生活过得好不好，她直说还可以。反正这里的生活和中国不一样。但是他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黄太太形容德国生活是比较单调和孤单，但是这里也有这里的好处。

黄老板补充说，如果有人只想要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打打工过日子，在德国是比较舒服的。但是他却打算趁年轻的时候，多闯闯，不让自己老了后悔。原来，黄老板将管理超市的任务交给太太，他自己则想找些其它的出路，特别是和中国做生意。他想再努力试试看有没有其它门路。这几年他也回中国好多次，去考察那里的市场。

工作之余，黄老板有他自己的休闲方式：他喜欢收藏古董和打打麻将。黄老板笑着说，在波恩很容易找牌搭子，因为大家都觉得无聊。

黄老板从开始收藏古董到现在已经有两三年的光阴，交了不少学费，其中包括不少冤枉钱。原先黄老板在跳蚤市场寻宝，如今则多半在拍卖行找宝物，因为拍卖行的东西质量好，但是价钱也相对地昂贵。他主要收藏中国的古董。黄老板表示，没有给自己定目标，看到有好的东西就收藏，部分收藏的东西也拿去卖。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中国的文房四宝，而且也因为文房四宝好收藏，不像字画等价格高而且保存困难。

除了收集古董、打麻将，黄老板还喜欢钓鱼。他对他的德国生活下了注解：“生活嘛，毕竟都是一样，不过这里的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实在一点。每天干活后回家吃饭，吃饭后休息，没有中国那么喧哗，这里社会比较安定，环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