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纯

国有大型企业MBO（管理层持股），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上演了一出先禁后放的“捉放曹”。

人们还记忆犹新，去年5月国资委对MBO之“禁”事出有因，发端于“郎顾之争”及由此引发的“保卫国资大讨论”。老百姓对国有资产的惊人流失，痛心，愕然，愤慨；舆论对“权贵”们不择手段地侵吞国资行为，予以抨击挞伐。在这样的氛围中，代表国家利益的国资委下达了一个深得民心的“MBO禁令”。

殊不料在“MBO禁令”贯彻8个月之后，国资委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又传出了“MBO禁令”的“解禁令”。平心而论，国资委对MBO的“禁”与“放”凸显了国企改革“难于蜀道”的现状。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难免“五里一徘徊”，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完善。因之，“禁”有原因，“放”有道理；此一时，彼一时，更何况“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人们也就不必过于惊诧了。只不过是国资委“朝令夕改”和“朝三暮四”的做法，似嫌不够慎重，让老百姓“脑筋一时不能急转弯”，着实难以适应，也需要有个过程。

MBO毕竟是舶来品，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成功的管理模式之一。我们采取“拿来主义”，借鉴应用，当然可以。但必须注意的是：西方实施MBO的企业通常是“私企”，尽管也有少量不承担赢利职能的国企，只提供公共服务，管理成员却没有持国有股一说。我们的MBO完全是公有制下的“公家人”，倘若在持股依据上不能作到“字字有来历，处处有根据”，说不清，道不白，则难免有“侵吞”之嫌。个中道理，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都说得很清楚了，毋庸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