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渝

从小学起，我便紧随我的哥哥了。哥哥的同事们见了我，总爱逗我：“你有几个哥?”

我立即伸出四个指头一比。

“好家伙，四个!”又问：“你身边这个是第几?”

我又伸出两个指头。

他沉吟片刻，笑说：“哦，我明白了。第二，是二哥!”说完，在旁的二哥和他都“哈哈”地笑了。

妈妈早逝，二哥就担当了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的家庭的家长，支撑起了这个不幸的家。因爸爸远在昆明，大哥小小年纪便修康藏公路去了，二哥的肩膀实在太稚嫩，不久有人给姐姐做媒，她们便过早地出嫁了，我的两个小哥哥——二哥和四哥去到昆明爸爸身边读书。剩下一个刚上小学的我，从此紧随二哥，他到哪儿我到哪儿，走南闯北。人们说，我是二哥的“小尾巴”。

还在妈妈活着时，因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家中无强劳力，土改时分得的田地实难耕种，二哥高小毕业就停学做了妈妈的帮手，承担了犁田耙地的强劳动。妈妈嘴上不说，心却在痛。有一次，天正下着毛毛雨，灰蒙蒙地，妈妈指着远处正扶手犁田的一个人对我说：“看你二哥，犁田只能露出个头来。”我仔细一瞧，可不，水田深，淹了二哥半个身子，他又戴了斗笠，披了蓑衣，远远看去，就是只露着个头。我看了觉得好玩，笑嘻嘻地拍手叫着：“嘿，是二哥，是二哥，真好玩。”妈妈不出声，眼睛却红了。

天傍黑时，二哥犁田回来了，像个泥人一般，连脸上都抹了些泥巴，浑身黑灰黑灰的。我见了，又嘻嘻哈哈地喊：“二哥，泥巴人，泥巴人。”二哥也嘻嘻哈哈地说：“泥巴人来啦!哈哈，好玩吧。”说着，伸手就要抹我。我却闭了嘴不敢作声了，因为妈妈悄悄瞪了我一眼。

这时妈妈早已把烧好的热水舀进大盆里，催着二哥快冲洗身上。

等二哥换好干净衣服，妈妈端出了两个热腾腾的糖鸡蛋，一定要他吃了，说是暖暖身子。二哥却坚决不吃，决断地说该吃鸡蛋的是妈妈而不是自己。我也在一旁劝二哥，他瞪了我一眼，说：“妈妈白养你这么大，真不懂事!”

妈妈去世后不久，兄弟姐妹们各自东西。二哥把我托付给同窗好友吴姐，只身到重庆寻找工作。那些年，家乡的生活还很贫困，我印象最深的是粮食总是不够吃，晚饭常常喝两碗绿豆汤，或南瓜汤，再或就是红苕汤，放点葱花。早、午饭常常是红苕闷饭，其实饭还盖不住红苕。我并不觉得红苕难吃，要命的是，干干的一坨一坨的红苕堵在嗓子眼儿那儿，怎么也吞不下去。后来家乡人又想出个办法，把红苕切成片晒干，磨成面，煮汤元吃。头两顿还真好吃，后来我又吞不下去了。

二哥到重庆找工作，没过多久，就托人把我带到那儿。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到二哥身边吃的第一顿饭。二哥带着我进了两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里面处处都是高楼大厦，食堂也很气派。一进食堂大门，一股饭菜的异香便扑鼻而来，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好舒服啊，从来没闻过的香味儿。

面对好饭好菜，还有白鲜鲜的大馒头，二哥说：“你放开吃，可以吃饱。”我慢慢地咀嚼着，品味着，早已忘了吞不下的红苕的滋味了。嘴里边吃着我眼睛还在东张西望，看着那些出出进进的男女军官，肩章金闪闪好不威风，二哥便告诉我：“一条杠是尉官，两条杠是校官；一条杠一颗星是大尉，当排长；两颗星的是中尉，当连长；四颗星的是大尉，当团长……”

原来，二哥是在第七军医大找到了工作，在食堂煮饭。我也就在近旁的高滩崖小学就读。

二哥工作的食堂离住宿区较远，早上我还没起床他就出门了，晚上他回来我早已入睡了。有一天早上我起床，例外地二哥还没出门。他是为了带我去看病，他说晚上听见我总在咳嗽。经x光一查，果然是肺结核初期。虽然已证实了是肺病，但不疼不痒的，我也不把病放在心上。二哥可当成了大事，每天三次药，督促我吃，天天带我去打针，每天晚上临睡前，要跑很长的一段路，到锅炉房去给我煮两个糖鸡蛋端回来吃。有一次，他对我说：“每天一次药，你要认真吃。这药很贵的。”我向他伸出手板，笑着说：“我就少吃两次，你把省下的药钱给我吧。”二哥立马脸一沉，很严肃地说：“吃药是治病，再贵的药也得吃。”我笑不出来了，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二哥犁田回来的那两个糖鸡蛋。

所幸的是，那样的日子没过太久，第一次复查，我就痊愈了。

二哥很高兴，要带我去逛一次街。他还事先给我买了一双皮鞋，拿出来让我穿上。皮鞋多贵呀?所以我做梦也没有过穿皮鞋的念头。我意外，惊喜得都有点懵了。我看看二哥，二哥也正在穿鞋，可袜子是倒着穿的，袜面和袜底换了个个儿，看着很不顺眼。我奇怪，二哥笑哈哈地说：“这袜底不听话，在脚掌和脚跟处给我磨了个洞，我让它到脚背上，就不能跟我捣蛋了。”看看那袜子上的两个大洞，我说：“二哥，这袜子都破成这样了，丢了吧。”二哥说：“这袜子还能穿，丢了多可惜。穿袜子是为了垫脚底板，脚底板垫着了，脚背露着有什么关系?鞋有帮，走在大街上，别人也看不见。”

1958年大跃进，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二哥是个热血青年，在单位积极报名到中捷友谊农场去。中捷友谊农场位于河北省黄骅县，于是二哥带着我这条小尾巴，乘上闷罐火车，从南方到了北方。农场处于初创阶段，条件艰苦，住窝棚，吃窝头，喝咸水。大家什么苦都能吃，就是没想到要天天喝咸水，很多人对此忍受不了，有些人离开了，二哥却留下了。

大跃进，学校停课，我就在农场闲呆着，每天除了拿出课本自己学一学，做点算术习题外，大部分时间就是围着二哥转。二哥他们是农场的第一批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用铁锹翻地。我们虽是来自农村，但南方翻地用锄头挖，用不惯铁锹，二哥每天收工回来都是精疲力竭的，头一天手上就起了血泡，我看他吃饭端碗都有点不自在。铁锹翻地主要是靠用脚蹬使劲，我问二哥脚疼不疼，二哥说：“疼，右脚底板火辣辣地疼。”

“你为什么不左右脚换着用?”

“左脚速度，慢。”

“慢点就慢点嘛，有什么关系?”

二哥又哈哈一笑，说：“喔，你二哥可不能落在别人后边。只有让右脚受点委屈啦。”

二哥能吃苦，干工作从不落后，他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后，翻地又快又深。不一会儿，一片黑黝黝的泥土就展现在眼前。记得那时还在春寒料峭时，二哥脑门上的汗却像断线的珍珠，一颗一颗往下滚。我要给他擦擦，他说：“别擦，这汗掉进地里就是肥料。”二哥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开玩笑逗我玩，再苦再累也不哼一声。

突然有一天，二哥悄悄地对我说：“我要离开两三天，你留在这里。有人问你

哥哥去哪儿了，你就说不知道。”我觉得有点害怕，问：“你要干什么去?你这样悄悄地走，留下我一个人，行吗?”二哥说：“没事的，你不要害怕。”

三天后二哥回来了，安然无恙。我很高兴，问：“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二哥这才神秘地告诉我：“我看见报上登的《北京汽车制造厂招学徒工》的消息，我符合条件，就上北京报考去了。”

“上北京了!考得上吗?”

“考得上。”

“考上了场里能让你去吗?”

“会让我去的。”

“是去造汽车吗?”

“是的。”

我觉得好兴奋，又觉得好悬，那一夜，我没睡好觉。

时隔不久，我这条小尾巴就随二哥到了北京。因二哥住的是集体宿舍，就把我安排到厂家属院一位孤寡老人家里借住，吃饭在食堂，小学在厂附近。

二哥是学习制造汽车的学徒工了，我很好奇，总是不断地问这问那的。后来有一天，二哥告诉我，他不是学徒工了，而是普通工。学徒工学习三年技术，出师后就是制造汽车的技术工人，以后还能不断提高技术的级别，工资也不断往上涨，而普通工就是普通工人，干的是基本上不用学习就会干的活，没有技术，工资也很难涨。我说：“二哥，为什么不当学徒工，要当普通工人呢?”二哥说：“学徒工三年内工资16元，而普通工现在每月就可以拿40元。领导照顾我带着妹妹，16元的月薪不够生活。”我为二哥感到失落，这样的照顾，我现在想来都有些辛酸——都是因为我这条小尾巴，影响了二哥的前途。二哥仍笑哈哈地说：“革命分工不同嘛，什么活都得有人干。”

二哥被分配在铸工车间，实际上就是翻砂车间，据说是全厂最苦的一个车间。

我和二哥的日子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直到我上高中第二学年，才转学到昆明爸爸这里。第二年，二哥和我现在的二嫂结了婚，有了自己温暖的小家庭。那时，二哥已近而立之年了。

二哥结婚数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二嫂时，她向我谈起了他们结婚时的情景，说：“我没想到你二哥会那么穷呀!他那些东西，我翻翻这个，是一堆破烂，翻翻那个，也是一堆破烂，没一件像样的东西。”我心里很难过，那时生活很困难，可对于我该用的钱，二哥从来没少用过，总是把我的生活、学习照顾得好好的，宁肯自己省了又省。二哥要不是为了照顾我，怎么会那么穷呢!

如今二哥已经退休了，但厂里又要返聘他，要他再带一带厂里的年轻人。我说：“二哥，你现在儿女成才，家庭美满，你辛苦了一辈子，该歇歇了。”二哥又笑哈哈地说：“厂里需要，我就再接着干吧。”

谁说岁月无痕?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和二哥间的往事却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那些时日，生活是艰苦的，但留在我心里的，却是温馨的回忆。在我幼年便失去母爱的伤悲日子里，二哥无私地给了我深深的、无限的爱。我应该感谢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因为有了它，才让我深深体味到，一个哥哥对妹妹的浓浓的爱。

(作者单位：曲靖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