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企业家在最初兴起的时候，都曾经长期面对上流社会的鄙视和底层的抗拒。为了消除这种巨大的道德和精神压力，民族主义曾经是他们最有力的一种武器。

企业家的天职是追逐利润，韦伯和熊彼特的经典论述使这个观念几乎妇孺皆知，这倒也符合人们的常识或者想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企业家在最初兴起的时候，都曾经长期面对上流社会的鄙视和底层的抗拒。众所周知，这种不信任企业家的情绪在中国更为强烈，从清末、民国以降，限制资本成为历届政府最能获得民众拥护的政治主张。

为了消除这种巨大的道德和精神压力，企业家作出了很多努力。民族主义曾经是他们最有力的一种武器。在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的经典论述中，创新是其最重要的品质之一。然而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却发现在法国实现工业起飞的过程中，很多发明家并没有从他们的创造中得到什么好处，反而耗费了他们巨大的财产，甚至很多人“最大的回报是政府的养老金”，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挑动这些喷薄的创造欲望呢?“事实上，有些发明者对货币回报漠不关心，甚至放弃其发明的经济开发权利……对这些人来说，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不熄的烈焰。其炽热的辉煌足以毁灭对成就和名气的向往；这才是法国发明者的主流动机。经济效益位居次席，而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则不可或缺。”一名美国历史学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民族意识重新界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日常行为，并且赋予他们更加高贵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导下，法国商人得以信心十足地面对贪婪与自我主义的谴责于不顾，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感到自豪：因为他‘通过经商致富来报效祖国。”正是通过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辩护，企业家使自己追逐利润的行为得到了救赎和升华。

“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也曾经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他认为：“企业不是单纯的经济实体，它也是社会和政治实体。”在他看来，企业制度要得以建立和被认可，必须要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经营管理者的统治一定要合法化。”

中国的企业家也曾经高扬商战和实业救国的大旗为自己张目，可惜他们做的并不很成功。20世纪初就有经济学家经批评中国的企业家：“每次任何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见之于形式的时候，每次中国对任何一帝国主义国家作经济绝交的时候，却每次没有见商业资本家有抵制外货的决心，却每次没有看见工业资本家有增加生产的企图，却足以给予商业资本家莫大的机会，都充分表现了商业资本家阶级十足的投机精神。”

对于这种指责，很少见到中国的企业家公开的辩白，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并不感到恐惧和紧张。1917年英美烟公司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商谈合并事宜，在当时国货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凭借自己是民族企业的背景，在与英美烟公司的竞争中获得了很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当家人之间发生了分歧，简玉阶认为如果南洋与英美烟公司合并，利润将会缩减，因为简氏会失去他们作为国货运动领袖赢得的所有信誉，国人会指责简氏虚伪甚至卖国，甚至对其产品采取敌视态度。与此相反，简照南则更多从经济上考虑南洋的发展前途，认为生意来往与爱国没有关系，他指出：“试问争气，争气为人所败，国人亦能争气补我损失否?”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心态，使得中国的企业家遭受比别国更为激烈的抵制。事实上，企业家们认为没有比自己公司的壮大更好的报效国家的方式了。这种潜意识再加上政治秩序的混乱和政治伦理的沦丧，使正派的商人们更加厌恶加入政客之间的争斗，也不愿意招惹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运动。对于政权他们并没有信心，也缺乏好感；对于底层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们也更加敌视。正派的中国企业家在政治上越来越边缘化了，在整个社会中，他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孤立。他们觉得别人的指责不过是无理强求，都是书生不负责任的空论和用心险恶的煽动，在他们自信、张扬的外表之下，一种被委屈的受难意识笼罩着他们的心灵。这种受难意识给他们实业救国的信念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他们认为只有自己在埋头奋斗，而其他的人都站着旁边指手画脚，说风凉话。在面对国际资本的残酷竞争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感觉就更为深刻。因为，在走出国门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是在孤独地面对一个陌生的未知世界，此时，只有民族自豪感才有足够的动员力，才有可能给他们安慰和激励。更不用说，当更多国外的产品打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心灵屈辱，他们对这种情感需求也最为真实。

因此，作为企业家自我辩护有力武器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便失去了其功效，整个社会并不相信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的真实性，而他们自己也没有从民族主义的主张中获得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支撑，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自豪感”了。实业救国的口号成为他们安慰自己心灵的一支道德强心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