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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楷会否背“信”?

2006-05-30崔少明

南风窗 2006年17期
关键词:李泽楷信报办报

崔少明

8月8日,坊间流布多日的《信报》“卖盘”消息,终于做实,买家李泽楷正式露面。李泽楷一再强调编采不变,更声称买《信报》不为钱……香港文人办报的历史,终于随《信报》易手而终。

在香港办报无须执照,老板不限国籍、地域,注册个公司就可开张。因此,700万人有17份本地出版的日报;此外还有6份中国内地、美国和英国报纸在这里印刷发行。人均的报馆数目是全球之最,而报纸也如同一般生意,随着市场的变迁此起彼落。

香港回归之初的1997年11月,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和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港澳台及海外华文传媒名录》。但经过金融危机和非典疫症,9年后的今天,《华侨日报》《星岛晚报》《新晚报》《快报》《天天日报》《港人日报》退出了市场,占报馆数目1/3。其中有5份曾风光过一时,《新晚》《快报》《天天》在1970年代还很畅销;《华侨》和《星晚》更是当年报界的老大。笔者是看《星晚》和《新晚》长大的,1980年代中期还给《天天》打过工。

至于现存的17份报纸,由于僧多粥少,亏本的多,换老板也很平常。《成报》在上世纪60~80年代销量高居第二,但近年一再转手。只要你有几个亿,随时欢迎来采购。

在港办报,基本上文责自负。政府最怕被指打压言论,除非社会压力摆不平,否则绝少“动”媒体。色情暴力太“出位”时,会告你违反《淫亵不雅物品条例》。而如果你“砌人生猪肉”,无中生有,也偶尔会被受害人告诽谤。但后一类私人官司,原告很少打赢。因为一打就是好几年,诉讼费以百万元计,精神压力大,谁也受不了。因此,受害人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在庭外私下了结。

政治上,报纸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报馆多,彼此恶性竞争,部分抵消了对政府的压力。加上政府掌握了信息,报馆为了维持消息来源,也会留有余地。上百年来,香港政府和报馆之间一直维持着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报馆因为政治而被整,记忆中只有1967年。受内地“文革”影响,有爱国报馆一度被港英政府封闭,负责人被扣押。

正因为办报不设限,报纸创刊、停刊、转卖司空见惯。因此,过去这一年,《信报财经新闻》“卖盘”(待售)传出后,新闻界、政界、学术界忧心忡忡,分属例外。知识界担心,这个精通琴棋书画的“老处女”被登徒子买去糟塌,甚至高价变卖,流落烟花巷。

虽然我在《信报》工作过,在该报的专栏已写了多年,但话要实说。这份财经报在香港收费报纸里所占的份额相信不够5%。每天的广告“两只手数晒(完)”。原因是以今天的口味看,《信报》可以闷死人。每天只有六七张纸,不但只讲财经,更偏爱评论、取材严肃、条少文长、版面单调。以同样的价钱,畅销报厚厚的一大叠,包罗万有。

由于老板信心不足,《信报》早在回归前就已传过卖盘。但当时正值“鱼翅捞饭”的经济泡沫期,据说要价太高。回归后又碰上金融危机,楼与股跌去一半,广告市场萧条,财经报备受冷落。当时社会气氛恶劣,传媒唯一的市场是批评特区政府。继而非典来袭,香港人均死亡率高居全球之冠。接着因为国家安全立法的争议,港人的“信”心受挫,更不会来买《信报》。

直到去年经济复苏、失业回落、楼股反弹、地产广告重现,市场好转,《信报》才有转手的可能。但小道消息传出后,触动了有识之士的神经。

《信报》“信”在何处

原来,《信报》的市场规模与影响力不成比例,在知识界里的分量远远超过销量大好几倍的畅销报。

首先,老板林山木号称“香江第一健笔”。自1973年7月3日创报以来,以笔名“林行止”发表的每日专栏,很多有识之士必读。因此一听《信报》要卖,读者首先就担心“第一专栏”成为绝响。

香港并非没有更红的作家。近年被誉为“香港第一才子”的陶杰每天写几个专栏、每晚上电台论道、经常剪彩做骚(作秀),风头不亚于台湾当年的李敖。而陶杰也一如林老板,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并非起床打个呵欠也能成篇的“作”家。但偏偏林老板特别受敬重,因为秉笔直书,不党不群,不卖账以遂私利,不干预员工的运作,不为专栏作家设限,不因为市场竞争而出横手。

几乎所有的当政者,他都批评过。回归前,他在社论里说,他日《信报》若不能畅所欲言,宁可关门。回归后,时移势易,不少媒体放缓了语气,但林老板对特区政府,特别是首任特首照样针砭。他亦曾高调宣称,有碍言论自由的法例一旦通过即停刊,香港历史上首次有报纸为了言论自由而预告关门,全城震动。

林老板赋予专栏作家的自由度,我有切身的体验。在《信报》的专栏少说也写了五六年,从未听说林老板有意见。所接到的指正都来自读者。而且我事后在专栏里道歉和更正后,也未听说林老板埋怨我疏忽,督促我检点。传闻《信报》卖盘后,我不只一次以“中立”的角度,在专栏里揣测交易的利弊、担心员工的生计、批评《信报》落后于时代。说实在的,我一无内幕消息,二不代表任何人,所有的论点纯属想当然,唯一的依据是良心。交稿前后从未与林老板夫妇打过招呼,但见报时几乎没有动过一个字,事后也没有听说老板有表示。

与此相反,我唯一接到过的林老板信息,是他手书的一个便条。具体的文句已记不清,但记得是激励的话。换言之,专栏作家一旦落入他手里,他只会打气,不会打击。

除了林行止专栏,《信报》的第二个卖点是该报第三个创办人曹志明以笔名“曹仁超”见报的每日专栏。如果林行止专栏是有识之士的日课,曹仁超的《投资者日记》则是股民的风向标。

不用说,曹志明买卖股票赚了大钱,也将经验写在专栏里。但他的专栏成为理财资讯的长青树,要说因为“贴士”准,还不如说是融入政经八卦,提供了谈资,有助于读者了解政策方向。“曹仁超”用方言撰写,以隐喻的语气“放”小道、冷嘲热讽,但用呼之欲出的绰号代替决策者的姓名。说得煞有介事,成为政经界的每日一谜。

说实在的,正如政治上“林行止”并非行情最准的专栏,“曹仁超”也不是预测个别股票最准的专家。香港报纸有所谓“当炒股”专栏。你不需要懂股票,只要大清早买份报纸,按照上列的“当天”某种股票建议的卖出或买入价“炒”之,有时候也能获利。而这类报纸也以这种“信者得救”的贴士为卖点。

对财经媒体来说,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气氛好则股民敢投资,股经有需求,最大的诱惑不是唱好某种投资工具,而是唱好市场、淡化不利因素。而且,当官的都想歌舞升平,把唱好的媒体视为政治盟友,经营时予以方便。

但《信报》以“信”为本,坚持理性投资,不造市,不托市,不主张短炒,不营造“内幕”。这种书生论股,注定讨好不了股民、经纪和政府。但以事论事,不怕“唱衰”、不怕与造市者抬杠,赢得了知识界的“信”任。

《信报》的第三个卖点是政论。但财经报而以政论为“主打”,天下之怪莫过于此。

《信报》是香港第一家财经报纸,1973年创办时正值香港第一次股灾。正如上述,股市不振时,没有人有心情看财经报。我不清楚《信报》为何不待股市好转后才创刊,但林行止和曹仁超都出身财经新闻,当初办报可信并非想卖政论。林行止从英国深造经济归来,有感于香港报纸的财经版唱好多、可“信”的资讯少,决定填补这个空缺。果然,《信报》熬过了股灾后,一炮而红。后来怎样会由财经报变成“政论报”,委实是一个谜。

《信报》的政论是香港媒体的异数。由于政论既不卖钱,又得罪人,香港大约每三份中文报纸才有一份有政论版。每天半版到一版,三四篇文章,过千字就算长。唯独《信报》逆其道而行。报纸的张数只是大报三四分之一,却有两大版政论,六七篇文章,每篇短的千字,长的两千。至于是否有“料”,笔者作为作者之一,不便置评。留待你来港“自由行”时,买一份自行判断。

股权对等,未来不明

《信报》卖盘,读者除了担心失却上述三大卖点,还另有挂念。知识界有些人觉得,回归后,只有黎智英的《苹果日报》和林山木的《信报》坚持初衷。但前者现已经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信报》堪称唯一独立的理性声音。

读者除了珍惜《信报》的价值,也因为买方的身份而担忧。过去一年来,虽然据说有三四个买方有兴趣,但认真在谈的其实只有李泽楷。后者洋名Richard,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出道后主要经营媒体和电讯。社会上对他的成见来自二方面。一则李家的生意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在港无人能望其项背,政府都要敬他三分。如果最有“信”誉的报纸也为其打边鼓,连舆论都将被“垄断”。

二则《信报》成交前夕,李泽楷出售名下“电讯盈科”(简称电盈或PCCW)的资产以套现。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二次买卖企业。第一次是将当时的“卫星电视”(StarTV)卖给传媒大王默多克,赚了几亿美元。这次卖电盈虽然亏了,但当初他高价买入电讯资产时,股民看好他买卖卫视“点石成金”的本领,争购电盈股票。不料股价转眼间跌到一个零头,至今未复原。股民恨透,认定李泽楷只是低买高卖以牟利的“财技”专家,无意经营实业。

若此,买《信报》很可能又是待价而沽的游戏。万一落入不智之人手里,《信报》信誉固然毁于一旦,香港终将失去一个独立的声音。

《信报》三位创办人林山木、骆友梅夫妇、以及曹志明和买方李泽楷都深明公众的忧虑,8月8日宣布成交后,一再强调编采不变。李泽楷更声称,买《信报》不为钱,而是为了新闻自由,不会把报纸当作“私器”以宣传家族生意。

综合双方公布的交易条件,买方李泽楷与卖方的三位创办人初期各占50%股权;买方有意逐步增持股权,但卖方说要视乎合作的成效再谈;买方会派财务和市务专家加入董事会,但不会涉及编务;骆友梅继续担任《信报》及《信报月刊》社长,编采方针不变;林行止和曹仁超的招牌专栏继续写;原有员工的雇佣条件不变。

双方拒绝透露交易额,只强调“银码”(款额)从来不是谈判的焦点。传闻中有2.4亿元和2.8亿元两种说法。但李泽楷买报纸的钱并非来自上市公司,而《信报》也没有上市,有关交易不涉及公众的钱。4000万元的出入与公众无关。

交易条款很富心思,关键在于落实。首先,双方股权对等,意见不同时如何取决?这是表面上的情形。林家可信私下正“鸭子划水”,逐步向目标推进。《信报》在卖盘公布前改动评论版就引人注目。《林行止专栏》原本在版面上方,以“通栏”方式“君临天下”,现在移到左侧,“偏安一隅”,不若右上角的大块专栏来得抢眼,感觉上篇幅也有所缩减。《林行止专栏》也更多讲非中华圈的事、读经济学书籍所得,似欲淡出本地。

总之,买卖双方的企业文化不同,磨合时“火花”必定不少。既要有良好的愿望,又要作最坏的打算。

既已公告天下,李泽楷在可见的将来相信不会触动现有的《信报》,包括员工和作者。但由于他的财力,李泽楷入股反过来也引起了憧憬。

在林山木夫妇主持下,《信报》经营上最成功的是成本低。因此在长期萧条中,《信报》几乎没有广告仍然撑得住。但经营上靠压低成本、只守不攻,在经济蓬勃时,不利于抢市场。香港现正好景,《信报》有了李泽楷的财源后,会否转守为攻?

文人办报,时势不再

香港文化界对《信报》卖盘感到特别哀伤,因为在查良镛出售《明报》后,这是最后一份文人办的报纸。其余的报纸不是隶属传媒集团,就是隶属综合性财团,业务多元,并非专心办报。前一种老板把新闻出版纯粹当作生意,后一种老板更可能借用报纸来宣传其他的生意,所谓发挥“协作”功能。

“文人办报”受敬重,因为我们相信读书人有风骨,不会为了销量和广告而废言。但商人办报,只要有利可图,内容说什么分属次要。

这种忧虑有理。但传媒集团化正如经贸全球化,后果令人忧虑,却是社会发展的大势。只能防范其副作用,不可能把历史拉回头。文人办报难以适应全球化、网络化、影音化的大势,不能提供切合年轻人需要的资讯,也就会把下一代奉送给网络和影音。

首先,文人办报通常是国难的产物,和平时代缺乏这种土壤。20世纪上半叶,国家内忧外患。报人为了救国,选择以笔代枪,不惜“抛头颅,洒热血”。1949年后,由于内地“文革”等动荡,香港直到1980年代仍有这类报纸。《明报》就扮演过这种角色。但随着内地经济飞跃,这种办报的动力已消失。

次之,文人办报也是高压的产物。政府若钳制言论,则刺激了文人争取自由的决心。但香港谁都可以办报,由市场决定成败。这也就决定了,办报在香港作为商业行为的成分远多于政治行为,商人办报远多过文人。

因此,文人办报在香港从来不是主流。直至1980年代初,市场份额较大的报纸,无论是严肃的《星岛》《华侨》,还是大众化的《东方》《成报》,没有一份是文人办的。

香港很少文人办报,另一个原因是回归前,香港被视为“借来的地方”。由于市场开放、言论自由、法治良好,各方人马都“借”这里来讲话、比拼。但正因此,香港有政治理念的报纸大都带点外来背景,很少是本地人独立经营的。就以文人办报的典范《大公报》来说,在内地创办了36年后,1938年来港出报,主要是借用这里的自由凝聚海外华人、支援内地抗战。

同样地,香港的《文汇报》本来是上海报纸,1938年创刊时,主要是宣传抗日。战后由于反对国共打内战,1947年被国民党政府迫令停刊。这才南下,以《香港文汇报》的名义,利用这里的自由继续发炮。1949年后,香港的《文汇》和《大公》受内地领导,严格来说不再是文人办报。

1949年代以后,香港最有名的文人报纸,相信是查良镛时期的《明报》。但《明报》某种程度上是时势造英雄。1959年创报时,主要是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在《商报》上发表的武侠小说风靡全港,于是自立门户。但金庸的独家连载一纸风行,奠定了《明报》的基础。接着碰上“文革”,查良镛执笔的社论切中香港人的心态,《明报》才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查良镛在六七十年代执笔的社论,有识之士必读,而《明报》至今以文教见长。但创办时并非为了谠言高论,相信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大的影响。

但不幸的是,查良镛的子女无意继承报业。找人接棒时,相人不慎,不但钱财蒙受损失,《明报》的信誉也至今未能复原。查良镛“晚节不保”,堪为《信报》前车之鉴。

而此前香港的17份本地中英文报纸,只有《信报》和免费派发的《am730》是老板独资经营的“个体户”,其余15份股权虽然控制在家族手里,但都隶属传媒集团、综合财团或内地。集团化之下,独立办报更难。

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集中,报纸与财团的经济规模日益悬殊。香港最值钱的报业集团东方、苹果、南华早报也不超过20亿,但年营业额过百亿的财团多的是,内地国企更有上千亿的。除了壹传媒意识形态强、明报企业有文化使命,不会出售外,其他报纸只要财团有意,相信都“有得谈”。但由于办报通常亏本,加上有政治风险,财团除非觉得对其地位和形象有所值,才愿意考虑。这种财团自然不多。

香港报业的展望

香港时政记者普遍相信,香港的媒体,特别是报纸,大都“温驯转型”。的确,现在的香港报纸不像前几年,以将政府的军为乐,甚至愿意报道正面发展。但长远来说,相对于政治,市场的挑战,特别是读者加速向网络流失、青少年对传统价值的颠覆,远较严峻。

报纸读者向网络流失的问题早已存在,但博客风靡全球后,形势才急转直下。以往年轻人纵使不看报“纸”,也会拜访其网页。现在往往只上博客。彼此间议论,但可能大都没有看过当天的传统媒体,偶尔才有人引用报纸电视的一言半语。但有否错引、以讹传讹,谁也不在乎。博客成为新的言论王国,议题、论点和思维独立于传统媒体之外。这种趋势若持续,网络有一天会成为主要的资讯和舆论来源。

香港由于人口密集,报纸利用科技一向比较落后,加上成本的考虑,至今没有在网上开展与读者的实时讨论。最近《苹果》每天选刊博客网站的内容,但目的只是好玩、吸引读者,并非反映博客具实质的议题。李泽楷熟悉电讯,或者可以使《信报》在这方面做点示范。

对报纸另一项重大的冲击是青少年对传统价值的颠覆。这在网络普及前就已浮现。专长青少年问题的日本学者千石保1991年为此写了《“认真”的崩溃》一书。从书名即可知,在富裕中成长的一代拒绝严肃地对待生活,但求即时的快乐,对事物不愿思考,不求甚解。上述一书出版后这15年,“玩世不恭”已成为全球富裕社会的普遍现象。香港自不例外。内地进入小康后,相信也会跟进。

青少年进入社会后,虽然会变得比较“成熟”,但成长期拒绝认真的经验会融入他们的处世方式。严肃地对待事物是新闻和言论的基础。但如果媒体大声疾呼,新一代觉得大惊小怪,认为人生没有那么大不了的事,也就是远离传统的媒体。

此将逼使新闻作业由选题、定调、用词到是非判断都作出相应的调整。近年流行用轻松甚至搞笑的形式讲严肃话题,就是其中一种尝试。

过去这20年,随着电脑普及,技术突飞猛进,资讯渠道由纸张过渡到网络、由文字过渡到影像。价值永恒,但表达常青,相信今后仍然如是。香港报业自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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