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

由于改革的艰难，人们非常自然地希望能有一个自觉于自己的政治使命、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的权威，以其巨大的声望、以非常规的手段排除这些阻力。

据说一个民族在心存希望而又在现实中屡遭挫折，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就会产生对权威和巨人的渴望。在我们的改革年代里，对于权威的呼唤虽然并不强烈，但却从没有断绝过。由于改革的艰难，人们非常自然地希望能有一个自觉于自己的政治使命、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的权威，以其巨大的声望、以非常规的手段排除这些阻力。毕竟，从经验看来这是最为省力的，而且也有现成的成功例子可循。但是这种期望中的权威并没有出现，而改革也就在摸索和自发中默默前行。

令人奇怪的是，近年来这种声音却越来越响亮，甚至越来越急切。经过28年的改革，有一种人急不可耐地希望尽早搭乘上特权阶层的快船。他们也感到了社会不稳定的威胁，但是并不以为自己有能力能够阻挡它的光临。于是他们希望为特权抹上新的油彩，并再次说服人们接受、宽容、忍耐新的现实。他们私分了家产，仅仅改换了不平等的形式，却依然梦想着做永远的家长。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平等的宪政国家，其最终难逃威权独裁与暴民的对峙、轮替；这恰恰就如同，没有平等的市场经济，其最终也不过是权贵资本的乐园与土围子式的假劣生产基地。

黑格尔曾经说过：“地上实在没有比一位君主给完全由他掌握的国家权力增补更广阔的基础更为壮观的世间戏剧了。”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普鲁士，权贵们反对承认变革的必然性却在变革时死保自己占有的一切。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种“软弱性”，是一种恐惧心，无非是贵族浪荡子的精神，和有志于变革的勇气全然不同，其结果是不想部分失去占有，必然落得全部剥夺。

这种权威主义者，或者玩物丧志，或者自怨自艾。对稍微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非常敏感。他们当中自以为有良知和责任心者宁肯不断地自我责备、忏悔，也不愿意或者没有力量干一点权威应该干的事情。通过自我嘲弄、互相讥讽、风言风语来消解心中的焦虑，来抵抗自己对权威地位的不适应。就像当年法国的贵族在沙龙里尽情地赞美平等、民主，却丝毫不肯在现实世界里稍稍放弃自己为人所痛恨的特权。就像当年法国的文人，在革命来临之前奔走呼号，但真正当革命落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却因恐惧和慌张而实施恐怖，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

从18世纪末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浪潮，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时代。英国、美国、法国、俄国、中国这五个现今仍然最有权势的国家，恰恰是五大革命的发生地。这些革命归根到底都是为同一种精神所驱使，都是为了实现“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都是受到人不再因为血缘、出身、财富、权势的差异而分为尊卑等级，人作为人是平等的这样一种观念的鼓舞。人们可以很轻易地指责这些革命中所包涵的残忍、血腥和破坏，甚至也可以很轻松地用那些背叛革命理想的言行来反驳说，平等只不过是个遮蔽暴行的幌子。但谁也无法否认：“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如同托克维尔所说，这场风暴要扫落世界上最后一顶王冠，否则绝不会停息。他甚至不无恐惧地道出自己所发现的真相：“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坚韧，一切其他的目标，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复兴、财富的增长、小康的落实、现代化的实现等等，都必须接受以它的实现为前提的现实。所有的权威必须以它为基础，否则都是不牢靠的、虚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