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克锦

2005年，安南在他的名为《大自由》的报告中指出，联合同人权委员会成员过多(53个)、产生程序不合理(经过推荐由经社理事会批准而不是投票选举)、被严重政治化，官以级别更高的人权理事会取代。这一提议获得联合国大会采纳，并在今年3月15日变为现实。3月27日，人权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正式结束了其60多年的运作；5月9日，联大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一届人权理事会的47个理事国，中国也以146票当选为其中一员。人权理事会的吕届会议也定于6月19口在日内瓦召开。

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意味着国际社会的人权事业和围绕人权的政治较量进入了新阶段。回顾一下1946年2月诞生于口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它一直隶属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具60年来的工作的确为全球人权状况的改善作出很大贡献：不仅以战后发表的《业界人权宣言》奠定了人权保障国际法文件的基础，还设立了保护人权的特定程序，建立了人权问题投诉诉机制。

此外，人权委员会还对很多践踏人权的地方展开实地调查，并形成报告，甚至通过谴责性决议。近几十年来，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种族屠杀的东帝汶、科索沃、卢旺达，种族压迫的巴以地区(谴责以色列)，国内种族歧视的日本(歧视外国劳工和阿伊努族人)，虐待囚犯的监狱(美国在关塔那摩小人道对待囚徒)等场合，都有人权委员会官员和丁作人员的影子。

不过，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存在着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人权理解的巨大差异。在发展中国家看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人权委员会扮演的是审判官的角色，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十被审判、被质疑和被批评的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因为人权问题被该委员会点名批评和“关切”。而在很多西方国家看来，发展中国家人权就是有问题，即使身为人权委员会委员，也有很多是“人权记录不良者”，诸如苏丹、沙特和津巴布韦等，但这些国家依靠同类的数量众多，在表决时往往能取得票数上的优势。因此，人权委员会在促进人权事业的同时，也因为政治斗争的“内耗”而显得效率低下。

有意思的是，在联合国提出建立人权理事会等改革措施的时候，很多发展中国家担心人权问题地位的上升，会给西方国家制造更多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机会，而且联合国过分注重人权而漠视经济发展，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倒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人权民丰问题相当重要，联合国这样做很好。可是首届人权理事会成立后，情况却有些微妙。西方发达国家占的比例缩小，美国出于国内政治等考虑根本就没参加这次理事竞选；而饱受西力指责的“人权记录不良者”，如沙特(妇女权益基本得不到保障)、俄罗斯(对新闻媒体的钳制越来越紧、在镇压分离势力时“很不人道”)、古巴(长期在西方人权排行榜卜处于倒数)照样依靠选票堂而皇之成为人权理事会理事。

不难想见，在这样的格局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权理事会中的发展中国家仍会强调人权要具体问题具体刘待，要注重阶段性；而发达国家将会继续坚持人权的普适性，继续对发展中国家指指点点。也就是说，人权领域的斗争将会继续上演，且将牵动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