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飞

此次八国集团非洲减债计划中，重度负债国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苏丹都被排除在外。而这些国家恰恰都与中国交往甚密。同时，作为非洲最大债权人的世界银行也正在考虑防止新一轮负债的措施，其中包括对接受过多商业贷款的借款国进行惩罚，如缩短优惠利率贷款的偿还期限。如此一来，中国企业在非洲运作大型项目时遭遇的融资门槛将进一步提高。

2006年9月15日，鲍尔森访华前夕，美国财政部发表报告称，中国是进行投机放贷的头号“无赖贷款者”，并以中同向加纳的一个水坝提供5亿美元融资为例，危言耸听地称这一新贷款可能破坏加纳刚刚从80亿美元国际债务减免中得来的低负债国地位。这种说法并不是第一次，此前该部副部长蒂莫西·亚当斯就公开抱怨说，这边八国集团和国际机构忙着给非洲减免巨额债务，那边中国又一个劲儿地往非洲身上增加新的债务负担，并借此帮助中国企业获得大量项目，言下之意好像中国不声不响地跟着捡了老大便宜似的。

上述报告和言论无非是与之前西方宣扬的“中国威胁论”、“非洲掠夺论”一脉相承，没什么新鲜也不必太在意。不过其所揭示的问题倒也提醒我们该认真思考，国际金融机构在非洲减免债务对中同来说究竟利弊几何。口舌之争是一回事，账还得细细算来。

非洲债务的来龙去脉

回答上面的问题，首先少不了对非洲债务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看看究竟是谁给非洲套上了巨额债务的枷锁。

据联合国统计，最新一轮的减债之前，非洲债务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80％来源于世界银行、IMF和非洲开发银行。非洲每年的还款额占各国财政总收入的1／4，成为一些国家不可承受之重。拖欠、重组、继续拖欠或者借新还旧，债务危机恶性循环，并且有了向外蔓延的危险。局面发展至此，西方国家也的确不能再袖手旁观，今年6月11日，八国集团财长会议宣布，将减免包括14个非洲国家在内的18个最贫困国家400亿美元的债务。减债得到了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感激之辞在报章上连篇累牍。可也有清醒人士保持着谨慎乐观，毕竟非洲债务余额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递增。这就意味着，即便八国集团提出的减债目标今年内全部实现，也就等同于明年上半年非洲各国不再举借新债，而到了下半年和后年，情况一切照旧，前路依然艰难而漫长。

实际上，非洲曾经为还款付出过相当大的努力。1970～2002年，非洲共获得约5400亿美元的贷款，同期偿还了将近5500亿美元的贷款本息。可上世纪60、70年代的工业化尝试、80年代的自然灾害，90年代的“结构调整贷款”，都使得非洲债务雪球几乎不可避免地越滚越大。另有资料显示，1970～1992年，非洲国家还本付息总和已达到所借外债总额的3倍。从贷款者的角度看，这相当于是借一块赚两块，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马克思关于“100％、200％和300％利润”的那段经典论述。西方投资者们从非洲土地上刮去多少油水，已是旧账不可细数，不过世界银行也真有理由担心他们借着此次政府埋单的机会卷土重来，毕竟这样的投机行为在东南亚危机中已是屡见不鲜。

中国减债，绝不逊色的表现

看到这里，读者心中难免嘀咕，中国减免了多少债务?按照亚当斯的说法，似乎中国在非洲减债方面无所作为。事实胜于雄辩，在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宣布免除非洲部分重债穷国的到期债务。不到两年时间，中方就兑现了有关承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4月召开的亚非峰会上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减免了38国总计172笔债务，计137．78亿元人民币(约合16．65亿美元)，目前已和3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债务勾销协议，总额占这些国家积欠中国债务的6成多。上面的数字揭示了两个问题，首先，就债权规模而言，中国与西方国家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根本未构成非洲的实质性负担；其次就减债力度和减债比例来看，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

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国家热衷于从世界银行等同际金融机构本身的收支状况出发决定扶贫或投资的重点不同，中国更注重从非洲国家自身的现状出发综合地提出金融援助方案。有研究者指出，非洲巨额债务的根源在于其长期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西方国家的贸易壁垒。非洲各国普遍制造业基础薄弱，生产生活物资绝大多数需要进口，一旦出口受到限制，经常项目项下的赤字不可避免地要靠外债来弥补。然而，发达国家目前在市场准入特别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设置的门槛，每年会给非洲国家造成200亿美元的损失，也使得非洲地区商品出口占世界商品总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进一步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从2005年起，中国对29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的190个税目的输华商品实行免关税政策。近年来中国逐步加强从非洲国家的进口，使非洲国家获得了大量外汇收入。在2005年中非双边约400亿美元的贸易额中，非洲顺差24亿美元。

此外，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已经向非洲提供的各方面援助有444亿元人民币，帮助非洲周家援建了900多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项目，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帮助增强其自身的“造血技能”，才是非洲振兴的长久之计。

利弊互见的影响

当今世界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八国集团非洲减债也难免会对中国和中国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体评价是利弊互见，不过即便这些影响是重要的，也并非决定性的。

虽然八国集团此次减免债务并没有触及根本，但减总比不减要好，而且减债的确解了许多国家的燃眉之急，它们可以增加在基础设施、农业、教育及拓展贸易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投入总能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当地的商务环境，对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在此开展业务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利好消息。

不过这些债务的减免都不是无条件的。获得减债资格的都是达到“重债穷国完成点”的国家，也意味着这些国家都按照世界银行和IMF开出的药方实施了经济改革并且改革措施得到了上述金融机构的首肯。众所周知，IMF的药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饱受诟病。而世界银行在线的手册里，仅仅讲解申请国家如何书写这样的材料，就超过了1000页，并且跨越非常复杂的话题，即使对发达国家最有经验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也非常难以遵守这样复杂的建议。遵循这些疗效不明，并且服药程序极其繁琐的“医嘱”，无疑会给非洲国家日后制定经济政策带来掣肘之弊。而某些或隐或显的附加政治、外交条件，也都给非洲重债穷国未来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更重要的是，为了控制非洲举借新债的规模，国际机构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例如不准某些国家再出具主权担保；而对于允许出担保的国家，或者在贷款利率方面设定上限，或者要求贷款金额中有相当高比例的赠予成分。这些条件都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在非洲运作大型项目时所面临的融资门槛。在这一点上，限制条件的歧视性和针对性也得以显现。说实话，控制非洲债务规模的措施提出也有不少年了，真要落实到位、严格执行，又何来23％的债务增长率?

歧视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债务负担更重、更需要减免的尼日利亚、安哥托和苏丹等国，却被排除在此次名单之外，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在非洲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有没有沾到八国集团的光，这已经不辩自明。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固然赞成八国的开明之举，可如果没有减债，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就过不下去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非洲开发而言，我们是后来者，缺少很多先发优势，而我们可以拿来竞争的最大优势来源于非洲国家的信任。正如尼日利亚一名高级外交官所言：“人们感觉到，在参与非洲事务的程度方面，中国正赶上西方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更了解我们。他们还愿意提供更多帮助。例如，西方世界从不愿意向我们转移技术，但中国人这么做了。我们认为，虽然中国的技术可能不如某些西方国家那么高精尖，但拥有中国技术总比什么都没有强。”诚哉斯言。

改善贸易环境和增强自身实力是非洲减债脱贫的两条根本途径，在这方面中国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并且将会有更大的作为，尽管从方式的角度，不如同际机构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债务注销那么漂亮和光鲜。不过哪一种更有效，历史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