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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和“土匪邮票”

2006-05-20

党史纵横 2006年5期
关键词:克劳土匪信件

晓 磊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30分,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第二次特快列车沿津(天津)浦(上海)铁路向北奔驰,车内的旅客大多进入梦乡,连车上的服务员都睡着了。除了列车奔驰的声音,车内一片寂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灾难正悄悄降临,当列车行驶到山东临城和沙沟之间时,司机突然发现,前面约200米的地方,铁轨被拆除一段,司机立刻进行紧急刹车,避免列车被颠覆,谁知列车还没停稳,四周便响起激烈的枪声,子弹打在列车上,穿过玻璃,车内的旅客醒来,他们被这突如其来枪声惊呆了,更有一些女人又哭又叫。

在枪声中,以孙美瑶为首的一帮土匪从漆黑的夜色中冒出来,他们从四面八方把列车包围住,打烂车窗,强行爬上列车,对车内旅客逐个进行抢劫,旅客随身所带的钱财、首饰、文物等被洗劫一空。然而,土匪们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又把200多名旅客绑架到山东枣庄东北方的抱犊崮。在200多名被绑架的旅客中,有20多名是外国人,因此,“临城劫车案”迅速成为中外瞩目的大事件。

事件发生后,英美等国立刻向当时黎元洪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黎元洪政府在最短时间内解救人质,并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黎元洪急电当时山东督军田中玉,命令他全权代表政府,对孙美瑶进行围剿。田中玉派军队前往枣庄剿匪,为保障人质安全,北洋军不敢贸然开枪,也不敢向前,孙美瑶趁机提出三项谈判条件:北洋军阀不得再派军队前来清剿;必须担负他们一年的军饷;以那些被扣压的外国人当作抵押品。孙美瑶提出条件时,口气相当强硬,如果不答应,他就“撕票”。“临城劫车案”发生后,英美等国多次要求黎元洪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人质安全。北洋政府害怕孙美瑶撕票,无法向各国交待,担心处理不好,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便答应同孙美瑶进行谈判。因为孙美瑶手中握有外国人质,谈判自然占了上峰,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当时在上海经营广告业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做中间人,负责双方的沟通与联系。

协议达成后的第三天,克劳和他的助手麦根,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来到临城,给那些被扣押的旅客送来食品和衣服,同时,还为旅客带来他们的信件,旅客如果要投寄信件,也由克劳代劳,这些信件装在一个木箱子里,箱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土匪邮政”,装有信件的箱子首先被送到临城,交到邮局,再寄往全国各地。

克劳和麦根有傍晚散步的习惯,由于刚到一个地方,就更想了解这个地方。有一天傍晚,他们到枣庄外闲逛,来到一个小村庄,当他们走进小村庄时,发现有许多店铺,在一家小刻字店,他们停下了,克劳走进店里,看店里摆设的生产样品,觉得它们雕刻得非常逼真、形象,克劳一边看,一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微笑着对老板说:“你的东西,很好,很好!”克劳还发现,就是这样一间小店,除了会刻字,还会印刷,印刷品的质量都非常好,他想到邮寄信件时,有“土匪邮政”的字样,如果能有“土匪邮票”,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情。想到这里,兴奋不已的克劳拉着麦根就往外走,麦根一脸不解,看到周围没有人时,克劳便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麦根听完,连声说好。

回到住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他们找来当时的一些邮票进行参考,经过几次修改,终于绘制了样图。第二天,他们把样图拿到刻字店,要求老板按样图刻出模板。起初,老板不肯刻,他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但克劳一再保证,不会泄密,并且愿出双倍的价钱。老板答应了,立刻刻出了模板,并开始印制,于是,历史上第一张“土匪邮票”就这样产生了。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为5分和10分的,两种邮票都是木刻的,黑色印刷,长方形,周边无齿,当时,第一次各印了300枚。5分的邮票是麦根设计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旅客被扣押的地方“抱犊崮”,邮票的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的字样,在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C”刻成“0”,从而使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也就是说,把“5CTS”刻成“50TS”以至成了错票。但是,这种邮票在使用时,仍然当作“5分大洋”,它是用一种红色的纸张印刷的。10分的邮票是由克劳设计的,与5分票不同的是,它的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上面写着:“PAOTAZKV BANDIT”,(意为“抱犊崮土匪邮政”字样),邮票的周围有花边,它是用一种黄色的纸印刷的。

克劳把邮票印好以后,便把它们带到被当作人质的旅客中,并且声明,今后无论是谁往外寄信,都必须要加贴这种专用邮票,否则信件寄不出去。有的旅客虽然怀疑有假,但为了信件能够顺利寄出,不得不掏钱购买克劳的“土匪邮票”。

在孙美瑶那些匪徒中,没有人懂英文,也就不知上面写着什么,因此,没一个人对这些“土匪邮票”产生怀疑,旅客要寄信时,首先得在信封上贴上“土匪邮票”,然后再交给克劳,这种纸片只是克劳私自印的,不是什么有效的邮资凭证,每封寄往外地的信件,克劳都要加贴正式邮票,才交付给邮局。

克劳和麦根故意将正式邮票和自制的“土匪邮票”并贴,信到邮局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两种邮票上都盖了邮戳。

这些信大都是寄往上海的,“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上海的邮商和集邮人把“土匪邮票”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拥有“土匪邮票”的人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另外,“土匪邮票”确实来自土匪老巢,“临城劫车案”又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有关此案的一切东西都是新闻,一些新闻媒体把“土匪邮票”与临城劫车案联系起来,大肆进行炒作,一时间,“土匪邮票”在上海的身价呈直线上升,一些手中握有“土匪邮票”的人,不管别人出多少价,就是不卖。于是,在报纸上又出现有关于“土匪邮票”的新闻,说某某愿出多少价钱,欲购“土匪邮票”,但对方就是不肯出手。

物以稀为贵,许多邮商和集邮人在上海得不到邮票,便把目光转向“土匪邮票”的生产地,他们写信给克劳和麦根,要求能得到“土匪邮票”,有的人怕遭到拒绝,不惜开出了高价。

克劳和麦根当初印制“土匪邮票”时,只想赚点小钱,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欢迎,收到来自上海的求购信后,他们几乎兴奋得一夜未眠,他们赶到印刷“土匪邮票”的小店,邮票的模板还在,于是每种邮票各加印数百张,寄给上海的邮商和集邮爱好者,所得的钱款,正好用于人质寄信的费用。

由于报纸的大力宣传,克劳和麦根的“土匪邮票”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时间不长,天津邮政局发现了这件事情,为了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天津邮局派人到枣庄进行调查,经过三天周密细致调查,终于弄清“土匪邮票”的生产、发行,以及如何流通的。调查人员把这些情况向天津邮局的领导汇报,天津邮局作出决定,从今以后,凡是贴有“土匪邮票”的邮件,不论是否贴有正式邮票,一律不予投寄,退回给寄信人。

自从“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就有许多人为搭救人质而努力。1923年6月13日,被绑架的人质终于全部被释放,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也就正式收场。

克劳和麦根发行“土匪邮票”虽然收场,但是,那些已经发行的邮票已流人民间。因为发行时间短,数量少,更因为“土匪邮票”与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有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些邮票变得越来越珍贵,成了集邮者的抢手货。一些人为了获取暴利,纷纷仿制“土匪邮票”。于是,在邮市上出现了大量“土匪邮票”的赝品,价格一时间下降许多,虽然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不敢购买“土匪邮票”,怕上当受骗。据老一辈集邮家说,真假“土匪邮票”虽然难以区别,但仔细辨认,是能够分得出真假。真品是木刻印制的,而赝品则是石刻印刷的。

因为“土匪邮票”具有它的特殊性,有人便为它申请吉尼斯纪录。经过吉尼斯总部的考察,“土匪邮票”收入了吉尼斯大全,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

(注:据悉,目前贴有抱犊崮“土匪邮票”的实寄封存世仅两件,一枚由日本世界著名的收藏家集水源明窗先生收藏,另一枚由闻名世界邮坛的国内某集邮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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