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军兰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上海的远洋轮船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乘客。他们年纪在９岁到１５岁之间，未脱稚气的眼神里闪现着一份好奇和兴奋。他们是清王朝年龄最小的秀才，等待他们的是一个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国度——美国。这就是清王朝派遣的首批官费留学生，中国近代传奇式的“幼童留美教育计划”。

十六年的等待

有人说，如果没有容闳，虽说中国迟早也会派遣学生出洋，但即使会派，也不会这样早，更不可能会有“幼童留美”这样的奇想。容闳个人的传奇经历，酿成了“留美幼童”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件，所以，容闳是这个故事的源头。

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容闳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像他一样接受西方的开明教育，并开始在头脑中酝酿着一个留学的“大计划”。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回到祖国，希望能将自己心中的那个“大计划”付诸实现。然而国内战乱使他痛苦地认识到，请求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大计划”需要“依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他只有等待。１８６３年秋，容闳受到了曾国藩的约见。自尊而刚毅的容闳给曾国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时曾国藩正打算设立西式机器厂，于是委派容闳到国外购买机器。容闳的“大计划”通过这一次与曾国藩的接触，路途骤然缩短了。

容闳圆满完成了购买机器的任务，曾国藩专折请奖，容被朝廷特授五品实官，也是“知府级”官员了。但这级官员仍然没有向朝廷上书的资格。这时容闳写了一封条陈，希望朝廷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容闳将它交给有“奏事权”的丁日昌，希望丁日昌呈奏朝廷。丁日昌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他把条陈呈递给大臣文祥，请这位开明的大学士代奏，以确保这项改革建议不至于遭受阻碍。文祥正权重一时，丁日昌的缜密的安排使容闳充满信心，他的留学计划志在必得！然而两个月后，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文祥“丁忧”了，三个月后，又传来文祥去世的噩耗。希望的萌芽刚刚露头，又遭遇严霜，容闳几近绝望。

１８７０年春，容闳因“天津教案”被招为丁日昌当翻译。没想到这次事件竟让容闳的“大计划”有了转机。“天津教案”即将处理完毕时，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重提“留美”教育计划。曾国藩对此事并不陌生，三年前丁昌曾经向他提及。“天津教案”更使“外交”和“自强”两件大事变得重要和紧迫。容闳“大计划”的提出，碰上了稍纵即逝的最佳时机。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曾国藩和李鸿章对这一计划，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１８７１年８月５日，先由当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曾国藩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递上“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的奏折。９月９日，奏章获得批准了。

１２０个希望

朝廷准奏后，曾、李开始具体实施。由于容闳与耶鲁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之中美签订的《浦安臣条约》中有允许两国学生相互留学这一条款，故曾、李决定将首批留学生派往美国。同时任命翰林陈兰彬为主事、容闳为副主事，先期赴美安排一切。按照计划，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１２０名。从１８７２年起每年派３０名，至１８７５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１５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在上海，曾国藩和李鸿章开设了幼童肄业局，负责在沿海各省每年选派幼童赴美学习。根据洋务运动的切实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最终决定选１０岁到１６岁的少年出国。

１８７２年～１８７５年４年间，中国１２０名官费留学生如期抵达美国。他们到达美国后，容闳把这些孩子分别安置在当地美国家庭，每家二三人，目的是让这些学童先适应英语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然后从生活习惯以至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逐步融入美国社会，然后再进行学习。这种做法效果非常明显，也就是短短几年，中国少年彻底美国化了。而中国少年在美国的学习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在“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卉，皆有规格”。“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从小学到中学，小留学生们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他们从这些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科学。他们聪明好学、严于律己，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将是中国的希望。

未能“结果”的“花”

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这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随行的清朝守旧官僚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大逆不道。

１８７６年，清政府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然支持洋务运动，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到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并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此外，吴子登还加重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使幼童们非常反感，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个人的号令。恼羞成怒的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子登的这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子登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

此时李鸿章心情也是矛盾重重。国内大多数官员的反对，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两国关系转入低潮，使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大势已去，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两难的选择在他心头越积越深。

１８８１年，吴子登请求清政府将幼童们全部撤回，李鸿章此时已无力回天，吴子登的请求迅速得到批准。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向当地的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希望清政府能够放弃撤回留学生的决定，然而终究无济于事。

当全体中国留学少年听说朝廷让他们即日终止学业回国的消息时，一个个既悲愤又伤心，要知道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再过一两年就大学毕业。在这４批１２０名学童当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大学毕业，还有６０多人正在读大学，其余的都还是中学生。对于清朝廷的决定，除了３人到美国后病亡，数人先行回国外，只有少数人抗拒不归，其余的在１８８１年９月６日离美回国。

这一留学计划的失败，令世人惋惜。但留美幼童当中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晚清外交官、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吴仰曾，他们为国家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留美“幼童”之一，后来担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硬是从美国人手里要回部分“庚子赔款”，从而使“庚子赔款留学计划”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