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等

真是表扬你比批评你还让人难受！7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长篇通讯，标题是《五年干了二十二年的活儿》，表扬山西太原矿山机器集团刘胡兰小组组长张清萍，看了之后我说不出的难受，得说几句。

报道说，四十八岁的张清萍又瘦又小，她五年干了二十二年的活，其中2005年“再创个人完成考核指标新高”，达到计划任务的520％，一个人完成了五个人的工作任务。别以为这是脑力劳动，以智慧赢取效率，譬如王选发明激光照排系统，让汉字印刷告别火与铅，可以把他“五年”的工作效率算作“干了二十二年”。这位年近半百的张清萍干的是机械行业最苦的活儿——车工，而且用的机床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古董”，每天要无数次地推拉八九十公斤重的机床尾座；“干起活来，眼手并用，两腿直立，一分一秒都不能走神，一干至少八个小时”。在如此严酷的工作岗位，鼓励一位妇女以超过四五倍的工作量去干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是报道里一段讴歌的话：“由于长期的劳累，张清萍患有下肢静脉曲张和颈椎骨质增生，由于头部供血不足，经常头昏眼花。与张清萍同时进厂的十几个姐妹陆续离开生产一线，只有她坚持下来了。每天，她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下班，几十年都是如此。她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事请过一天假，即使外出开会，她回来以后，都要加班，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是的，这是超人，而且是女超人，是实实在在的“超人归来”，比电影里的“虚拟”可是真实一万倍，但人性在哪里?法律在哪里?

从个人的层面看，张清萍工作背后承受的是双重之累：一个是“刘胡兰小组组长”的名头，因为那是“几十年的老先进”；一个是曾经“企业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她的小组十五名成员中有十二人休假待岗，如今“有活儿干，我特别高兴”。“没活干”会让自己“穷”怕，“老先进”会让他人“说”怕。与南方那种“血汗工厂”不一样，那是新时代的“包身工”，那么，张清萍难道就不是老时代的“包身工”吗?只是这种“包身”、这种“束缚”，以体面的形式出现罢了，这难道不是更大的悲剧?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否定忘我工作的精神价值，但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社会，是不能违反《劳动法》如此超量工作的。张清萍式的“劳动者之歌”，恰恰说明了“咱们的工人没力量”：她不能主宰自己的劳动命运，只能玩命地工作工作工作、干活干活干活，以牺牲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休息权利为代价，来维护“几十年老先进”的集体形象、建立“榜样力量无穷”的个人形象。这不仅不人道、反人性，而且不文明、反法律。当今时代，应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反对大唱这样的“劳动者之歌”。但媒体在今天竟然还如此落后地讴歌报道这样的“先进事迹”，真是悲哀，“相当”的悲哀，无以复加的悲哀，莫非是哪里统一安排宣传的吧?拜托，今后别再说“五年干了二十二年的活”之类的“先进”了!

从张清萍的事迹，我莫名其妙地想到邻省一个与她名字相近、年龄相仿的人的“事迹”，她叫张改萍。四十九岁的张改萍原为陕西商州区委书记，她在2000年至2005年这五年期间，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一百零六万九千元(7月20日《西安晚报》)；以她一个区委书记的年薪收入为基数来计算，一年充其量四五万元，一百零六万九千元倒是恰好等于二十二年的“收入”。张改萍五年“收入”二十二年的钱财，张清萍五年干了二十二年的活儿，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呜呼，我已无话可说。

假如蒂尔曼女士是中国大学校长吴帅

随着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分数线的公布，很多研究生导师都陷入了对研究生教育内涵和目的的沉思。4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以“热议中国研究生教育：招的糊涂读的也糊涂?”为题，表达了教育工作者对研究生教育的忧虑。

于此，我想起了《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蒂尔曼女士的经过。心想：假如蒂尔曼先生是中国大学校长，会如何呢?

蒂尔曼女士说，大学小就是一种美!规模不大，学科不全，恰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正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情：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可中国的大学以大为美，以小为耻，连年扩招，学科扩建，逐年为打造大学“航空母舰”而努力。她的教育理念显然不符合中国大学的要求。

蒂尔曼女士说，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三大社会上最热门的学科。不设立这三大学院的理由是：一旦设立，会分散我们的精力，干扰我们从事最主要的工作。而中国的大学没有的专业都是社会上最冷门的学科。就业需求最旺的这三大学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的招生考生蜂拥而至，大学热门专业招生逐年扩招。蒂尔曼女士不设立这三大!学院的理由在中国显然难以得到认同。

蒂尔曼女士说，我们之所以能吸引包括爱因斯坦、数学大师冯·诺伊曼、华罗庚等来任教，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教师队伍的高素质；二是学生队伍的高素质。我们有一个“工资封顶制度”，禁止校方利用高工资来吸引教师加盟普大。而今的中国大学吸引教师任教，一是依靠名气；二是依靠高待遇。

蒂尔曼女士给女大学生一些未来事业上的建议时说：第一，找到一件你真正感到有激情的事情去做。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第二，必须做好打算为事业作出某些牺牲。而越来越多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包括硕士和博士，正准备挤进政府做公务员，中国大学的学生会从行动上认可她的主张吗?似乎有点难。

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曾经感叹道：“没有一所学校能比这里产生更好的学者和给人以更值得尊重的教养!”而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蒂尔曼女士的一些办学理念，与当前中国大学的办学方向是格格不入的。但愿笔者的这些“假如”能给予我们办教育者更多的思想碰撞和积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