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　杨宇宁

编者按：邬吉成同志是山西省神池县人，从晋绥边区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可以说邬老的一生没有离开过中央核心保卫工作的岗位。他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随身警卫，并担任过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事了大量鲜为人知而又神秘的高层外事工作。

1949年3月24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开赴北平，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凯歌。共和国成立后，我继续留在中央搞警卫工作。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国宾客来访量不断加大，苏联专家来华工作者日渐增多，外宾保卫工作日渐繁重。当时，中央没有专门的外宾保卫部门，全部外宾保卫工作均由当时的政治保卫队承担。中央政治保卫队是1948年由中央社会部在河北平山县东黄坭组建的，当时的队长是高富友，指导员是焦万友，我虽属警卫师侦察科，但多数时间在政治保卫队工作，任一队副区队长。后政治保卫队划归中央警卫师政保一队，承担外宾警卫任务。

警卫苏联客人

我曾几次护送那些携带文件的苏联机要人员从北京到边境城市满洲里或绥芬河。那时火车行速较慢，往返一趟通常需要十多天。

当时中央军委聘请的专家多为苏联军官，军衔最高的是上将。因为常和苏联的来宾打交道，我们就学了一些俄语单词。因掌握词汇少，闹出了一些笑话。一次，我和同事李树田护送苏联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在 1953年3月6日乘坐火车的旅途中，广播里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们闻讯无不感到悲痛。因为在许多语言中，“明白”、“知道了”、“是的”等意思的表达，可以说“好”。一位苏联军官反复说：“我们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李树田想告诉他自己也已经知道了这一噩耗，可所掌握的词汇太有限，就以“哈拉绍、哈拉绍(俄语‘好)”回答。

那位苏联军官一听就火了，他大声嚷道：“什么哈拉绍，哈拉绍!我们的领袖逝世了，你却说‘哈拉绍?!”看见苏联军官怒气冲天的样子，李树田感到莫明其妙。翻译听了李树田的叙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达错了，连忙向那位苏联军官解释，才使那位苏联军官的怒火平息。

护卫西方来宾

1952年2月，我第一次尝试护卫西方来宾的工作，护卫对象是文幼章夫妇。文先生是加拿大和平友好人士，基督教牧师。他从小在中国的四川长大，能讲一口很好的川味汉语。

我把他们夫妇护送到上海，和他们一同被安排进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陪同来宾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刚从美国回国、在世界和平大会工作的翻译虞艺佩，她年纪较大，我称她虞大姐。上海市还给我们配了一名翻译刘德曾小姐、一名警卫人员朱家来同志。

在上海，我带的唯一一条裤子不小心弄破了。穿着破裤子陪外宾，有损国体，可我是第一次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虞大姐见我很为难，主动提出把她的一条裤子借给我。那时男女的裤子是有区别的，穿着很别扭，可除此别无他法，我只好将就着穿。

文幼章在上海有许多熟人，天天有活动。结束上海的访问后，文幼章一行又去了安徽。在蚌埠，我陪同他们视察了宏大的治理淮河的工程，还参观了监狱、劳改所。每天的参观访问活动，文先生都要纪录、报道，还要拍下他和别人谈话、会面的场景。因为无法自己给自己拍照，他就让我帮他拍。就是在和他们夫妇一起参观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一门技术——照相。那时用的是120的照相机。

保卫和平会议

1952年10月2日至13日，由宋庆龄、郭沫若等中国知名人士倡议发起的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有37个国家的344位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们住老北京饭店，会场在怀仁堂。这次会议通过了12项有关世界和平的决议，毛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均向会议发了贺电。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性的民间会议，所以做了非常认真和充分的准备，从各单位抽调了干部组成大会筹备委员会，下设会务组、总务组、警卫组等相关小组。警卫师的许多人都参与了会议的保卫工作。我被分到东南亚组，组长是武衡。对于承办大型国际性会议，我们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就外宾的安全保卫工作，也是照着以往保卫首长的模式，给重要来宾派个警卫员，外宾走到哪儿，警卫跟到哪儿。对此，那些来自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宾非常反感，直言不讳地指责保卫他们安全的警卫干部是监视他们活动的便衣警察。

这些情况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后，他及时做出指示：“外宾警卫，既要保证安全，又要不露痕迹，要做到‘内紧外松。”公安警卫部门马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警卫工作的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逐渐得到外宾的认可。而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也随之成为今后外宾保卫工作遵循的重要准则。

会议结束后，还有一些外国友好人士留在了中国。留下来的外国人被归属到一个称作综合组的机构接待、管理和保卫。我当时被指派保卫路易·艾黎。他是新西兰人，中文水平很高，能读文言文的古书，无事时他就逛琉璃厂、大栅栏等古旧书店和书摊，购买古旧图书，把中国的古诗词、文言文译成白话文，进行对外报道和介绍。

我回到部队后，有时也抽空去看望他。195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在天安门观礼台值勤，他与我相逢，看见我穿着笔挺的毛料军服，显得十分惊讶，这时他才知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

护送波、捷委员赴朝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与朝鲜人民军浴血苦战，到1953年，与美国打打谈谈，拖了两年多的谈判才进入实质性阶段，并最终签订了朝鲜北、南停战协议及一些相关的协议。

为了停战后随即展开的战俘遣返工作，谈判双方议定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协议条文，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这五个未参与朝鲜战事的国家，各指派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会，负责并保证战俘在停战以后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

1953年夏，公安部决定八局下设第四处，即外宾处。我被暂借四处工作，刚去就担起护送波、捷委员去朝鲜的任务。

公安部八局局长刘伟把我找去交代任务：“局里决定派你负责护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遣返委员会成员赴朝的任务。你要组织好交通部门的乘务人员，做好沿途护送和生活安排，还要通知铁路沿线各省市的公安部门，协助你搞好警卫工作。到朝鲜后，再与有关方面交接。”我和国防部外事局的几个同志陪着波、捷两国的遣返委员会成员，从北京出发，经辽宁省沈阳市到安东(今丹东)，过鸭绿江到新义州，和朝鲜方面接上了头，继而赴平壤。

在平壤，朝鲜人民军保卫部的一位大校接待了我们。大校陪同我们参观了平壤，并一起登上平壤的最高峰——凤凰山。晚上，大校又带我们前往距平壤20多公里外的一个秘密的地下指挥部。这个地下指挥部的建筑规模很大，也很漂亮，里面有宴会厅、会议室、办公室及休息室等，朝鲜方面在这里设宴并演出文艺节目，招待波、捷两国的遣返委员会成员，我和国防部外事局的同志也都参加了有金日成出席的这一活动。几年以后，我与金首相建立起十分亲近的关系。

逗留一天后，我们又乘火车过大同江，到达了靠近军事分界线北边的朝鲜中部的开城。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中国方面的代表团就驻扎在开城西边的山坳里。因为战事刚刚停息，路上到处是弹坑，火车走走停停，行进迟缓艰难。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终于把波、捷两国委员安全送达目的地，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

警卫苏加诺总统

1954年，我在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保卫工作后，进入公安学院学习。1955年，我在公安学院学习期间，原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热心地为我操办了婚事。

我的妻子李文鸾，当时是《人民日报》社幼儿园的保健员，祖籍山东省泰安市。她从小就离开了父母，被寄养在姥姥家。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母亲，她从山东来到北京，继而经考核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介绍我和妻子相识的，是我的老战友李兰生的妻子刘淑江同志。我们相处了3年，有了很深的了解，感情和谐欢愉。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我们的恋爱和婚姻并不是两厢情愿就能自主定下来，还要经过组织的审查批准。那时，我们这些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干部，政治审查是很严格的。但我爱人经得起这样的审查。

婚礼仪式很简单，就是买一些糖果、瓜子、花生，大家聚在一起热闹一番。办婚事的时候，我们连房子都没有，还是向一位同事借的房子作新房。几天之后，我们就将新房腾出来还给同事，我回公安学院，妻子则还住《人民日报》社的集体宿舍。

公安学院的学习结束后，我仍回原单位从事外宾警卫工作。

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为了确保苏加诺的安全，其警卫工作由公安部八、九两个局共同承担。给总统本人配的卫士长，是中央警卫团的政委杨德中。

苏加诺总统下榻于中南海勤政殿，随同苏加诺访华的其他外宾，则分住东城区的正义路宾馆和北京饭店。我当时负责住正义路宾馆的外宾警卫工作。因为外宾分住三处，活动时要不断地联络；毛主席、周总理和苏加诺举行了会谈，我们也频繁地和中南海进行着工作的联系和沟通。

担任印尼首脑的卫士长

我为外国的首脑政要做卫士长，是从1957年国庆节时开始的。那一年，印度尼西亚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为首的是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 (译音)。我作为这个代表团的警卫工作负责人，在北京陪代表团参观了故宫等古迹名胜，并陪同客人到新疆参观。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一般的外国来宾到中国访问，都会安排他们在内地和沿海的省市参观。由于穆罕默德·哈达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中国外交部门特意安排代表团去了新疆，这是中国首次安排外国首脑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观。

代表团在新疆的参观，是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尔汗陪同的。代表团从北京乘苏联伊尔－14型飞机起飞，飞过天山的时候，高原气流使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许多人因此晕机呕吐，我也是个没有几次乘坐飞机经历的人，虽然没到呕吐的地步，却感到脑袋昏沉沉的。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参观了新疆的民族学院，参拜了一些著名的清真寺，观看了当地伊斯兰教群众的礼拜活动，还到几户信仰伊期兰教的人家作客。此外，代表团还去了南疆，参观那里的牧场，还看了维族青年的叼羊、赛马表演。

穆罕默德·哈达对在新疆5天的活动安排很满意，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的民族政策给予了相当不错的评价。返回北京时，代表团在古城西安停留，又参观了半坡遗址等名胜古迹。穆罕默德·哈达对在中国的访问感到很满意，为了表达谢意，他在临离开前，送给我和翻译一人一块欧米笳手表。

我们有规定，得到外宾的馈赠，不论价值高低，一律交给组织，所以我随即将手表上缴。1958年，局里在处理礼品时，又把这块手表分给了我。

担任金日成首相三次访华的卫士长

第一次担任金首相的卫士长1958年2、3月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率政府代表团来访，此前，他曾有过几次来访，但都是秘密的，或非正式访问，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公开访华。我被指派做金日成首相的卫士长。中国政府组织了很大的接待班子，派专列到与朝鲜接壤的丹东市，以当时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金日成首相。欢迎仪式从丹东就开始了，继而是在沈阳。

北京的仪式最为隆重。周总理等二三十位中国党政领导人到火车站迎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金首相长期并肩作战的周保中将军，也到火车站迎候老战友。在车站的迎宾仪式后，周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乘坐敞篷汽车，在北京市内绕行，接受有十数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那时钓鱼台国宾馆尚未建成，金日成等下榻于东交民巷8号，那个院落原来是法国驻华使馆。

为了表示对中朝友谊的珍视，周总理一直陪同朝鲜客人活动。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代表团去了广州。当时中国正处在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中，小高炉、土高炉随处可见，代表团在广州参观了市委机关炼铁的小高炉群。炼钢铁的人员将事先浇铸好的有“中朝友好万岁”字样的钢锭作为礼物送给金日成。金日成刚要接，站在身边的周总理指了指我说：“让他拿吧，这钢锭很重，他们练过功。”于是，我单手接过这有七八公斤重的钢锭。总理要我拿钢锭，固然含有对外宾的关切，同时也是让外宾对我们中国警卫的护卫有一种安全感。

在广州活动之后，金日成一行返回武汉，住进了武昌东湖宾馆。中午，周总理叫随行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吃饭。我们几个警卫和接待人员感觉比较累，就想自己吃完了赶紧眯一觉，于是说：“我们自己吃吧。”周总理大概是出于对大家的尊重和关爱吧，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吃：“你们怕和我一起吃饭?有什么好怕的?我是老虎吗?我就是老虎，也是个纸老虎嘛。”最终还是大家在一起吃了饭。

在武汉，毛主席于东湖宾馆内的百花楼接见了金日成。晚上，周总理陪同金日成去看建成不久的武汉大型钢铁厂。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有一个小时的行程，我困得要命，但身负保卫重任，又不敢睡着了，便硬挺着。我和周总理、金日成首相坐同一辆大吉斯，司机和我坐前面，金日成首相、周总理和翻译坐后排。我隐隐约约听见周总理在给金首相介绍武钢兴建的有关情况，以及中国的大炼钢铁运动。

从武汉回到北京后，金日成首相仍住在东交民巷。这时候，我发现金首相的情绪不是太好，他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也显得有点怪异，但我当时并没有太注意朝鲜贵宾们这些细微的变化。过了两天，外交部礼宾司的人来问接待组的人员：“是不是朝鲜贵宾丢了手表了?专机上的服务员在打扫机舱里的床铺时，发现一块欧米笳手表。”我知道，那个床铺是专门为金日成首相休息而安装的，因为原来的飞机上没有床铺，为此还卸掉了前舱的座椅，所以我就说：“你们去问问朝鲜贵宾吧。”

一问，果然朝鲜贵宾丢了手表，丢表人就是金日成首相。由于穆罕默德·哈达送给我的那块手表和金首相戴的表牌子一样，表面看上去也一样，金首相丢了手表后不太好意思说，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我戴的手表跟他们首相的一模一样，以为是我拾到了金首相的表不还给他们，所以都对我有看法，但又不好提出来。待金日成首相的手表送回来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手表还在我手腕上，才知道我有一块和金日成首相一样的手表，态度马上就又转变了。我后来才得知这一内情，深感万幸，由衷地感谢那位飞机上的服务员；若不是人家捡到那块手表送回来，我这个黑锅可就背大了，可我本人还一直蒙在鼓里。

第二次担任金首相的卫士长1960年，金日成首相又一次来中国，还是由我担任他的卫士长。金首相这次来华，主要是同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会谈，没有太多的参观活动。

几天后，金首相让代表团多数成员留在北京，自己则轻装简从，只带了秘书和副官，我方也只有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翻译和我陪同，总共六七人，乘飞机去了杭州。金首相这次到杭州，是来和毛主席会面的，当时毛主席住在杭州的刘庄。金首相下榻的南山宾馆，距刘庄不太远，来往方便。他和毛主席会面后，就返回了北京，继而率团归国。

第三次担任金首相的卫士长我第三次给金日成首相作卫士长，是在1963年的6、7月间。这次中国对金首相的接待又是盛大而隆重；他又是到杭州和毛主席见的面，只不过这次他没有把随员都留在北京。中国方面陪他南行的，是陈毅陈老总。

朝鲜代表团到达杭州的当天下午，浙江省委的领导就陪同金首相和朝鲜客人游览了西湖。我们在“来景雨轩”登上数条机动游船，我紧挨金首相的身后坐下。游船沿着“白堤”，徐徐向湖心的“三潭印月”驶去。因为好几条机动游船靠在一起，马达震动的声响、螺旋桨对水的搅动，使湖中的鱼儿受到惊吓，鱼儿接二连三地窜出水面，溅起水花，甚至翻腾跳跃到我们的游船里来。

警卫人员尽可能地保护着金首相和朝鲜客人，把跃向游船的鱼儿挡开。虽然自己身上弄得又湿又腥，可大家觉得很开心，金首相也对泛舟纵览湖光山色兴致盎然。

临近仲夏的杭州，气温已达三十六七摄氏度。虽说金首相下榻的杭州饭店是当时杭州最好的宾馆，但还不曾安装空调设备，不免感到暑热难耐。为了给房间降温，让客人们睡个好觉，饭店采用鼓风机吹风的办法降温。

金首相这次到杭州，不像前几次来那样匆忙紧凑，而是以比较宽裕的时间游览了杭州周围的梅家坞、虎跑泉、灵隐寺等名胜古迹。一天，金首相于上午游览后，中午回饭店吃罢午餐就休息了，我也想抓紧时间午休。这时，汪东兴同志突然来到我的房间，急匆匆地说：“毛主席已经到饭店了，要会见金日成首相，你赶快去通知客人。”我马上找到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告诉他们毛主席已到饭店，等着和金首相见面。他们感到金首相刚刚休息，事先也没有打招呼，贸然打断他休息不太礼貌。但毛主席已经到了，只好去把朝鲜客人叫起来。金首相被从睡梦中叫醒，以为是有关人员没安排好或忘记打招呼，一边穿衣服，一边吐有烦言。

毛主席突然造访，确实是未列入日程排定时间的，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和措手不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而且在我整个警卫生涯的记忆里，毛主席主动到客人下榻处晤谈，总共也就发生过一两次。那天，毛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在杭州饭店礼堂里交谈了很长时间。从金日成首相交谈后的神情看，他显得很高兴，由此可以推想他和毛主席的这次交谈很融洽。

负责朝鲜代表团的警卫工作

1959年，许多外国元首前来我国参加建国10周年庆典活动，率领朝鲜代表团来华参加庆典的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朝鲜代表团一行住钓鱼台国宾馆 12号楼。金日成首相和中方的接待人员一起在楼前栽种了象征中朝永远友好的常青松树。

也许是出于对金日成首相以往访华时我担任过他的卫士长考虑吧，上级安排我来负责整个朝鲜代表团的警卫工作；而负责金日成本人安全的卫士长，则临时从山东省公安厅抽调其警卫处副处长贺传亭担当。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和钓鱼台国宾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一生中许多很重要的经历，都与钓鱼台国宾馆有关。

住在新建的钓鱼台国宾馆内的贵宾，对国宾馆的环境和设施及中方的接待都非常满意，只有苏联的赫鲁晓夫提了一点意见，他在和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交谈时说：“钓鱼台国宾馆里的浴缸太小了。”这个意见反映到设计人员那里时，设计人员很感诧异：“浴缸都是大号的，其他高大的外宾都没有感觉小，怎么身高只有1．68米的赫鲁晓夫会觉得小呢?”

除了赫鲁晓夫的这点意见外，其他国家的首脑们对中国在十年大庆活动期间的接待工作都给予了好评。我就几次听金日成首相说：“你们的工作从上到下都组织得很好，很有秩序……”但毕竟是第一次搞那么大规模、那么隆重的活动，所以我记得中间还是出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纰漏，如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就出现过把某国的国旗挂反了；有时热水供应不上；有时给贵宾熨烫好领带，却送错了房间；给贵宾皮鞋打油打错了的情况也有过。当然，在欢庆的氛围里，贵宾们对这些小差错还是能体谅的。

第一次警卫基辛格

1971年5月中旬，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一封密函辗转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密函说基辛格将于6月15日后的某日到北京。为了保密，接待工作在悄悄地进行。

经秘密安排，基辛格随同前一日飞往巴基斯坦的中国接待组于7月9日凌晨4时许乘坐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47飞机飞回我国，中午12点15分，飞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基辛格一行被安排住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下午3时，周总理来此与基辛格会晤。

为了确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来访消息不外泄，作为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工作负责人的我，根据上级指示，对钓鱼台国宾馆院内的哨兵做了新的部署。新的部署要求：北门除参加基辛格接待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通行。5号楼与6号楼之间的一座小桥添设哨位，与此次密谈无关的人员，不能通过小桥进入5号楼区域；区域内的人员也不能从此桥外出。

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司机，均有严格规定。如在执行任务期间不得回家，不得往外打电话，不得做记录。有多年记日记习惯的我，这几天的笔记本是空白的，不论安排工作还是总结工作，只能靠脑子记。

基辛格准备下榻的房间被粉刷一新，所有家具都换成新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楼道和房间陈设了工艺品、花篮。对基辛格一行的饮食，周总理考虑得更周到，根据美国人的爱好，准备了鲍鱼、海参、海贝等。所有的菜谱，都是事先定好的，每餐不重复，以总理名义宴请的菜谱，都由总理审定。为了让基辛格尝尝北京烤鸭，还专门请了北京烤鸭店的厨师到钓鱼台现做。

会谈期间，基辛格等人散步到5号和6号楼之间的小桥时，被我警卫人员拦了回来，他很不高兴地提意见说：“我们仿佛被软禁了。”我方人员马上解释说：“难道您忘了自己一再提出的绝对保密的要求吗?”5号楼住着部分接待人员、翻译、警卫、服务人员，外宾住在楼上。有什么事通过他们进行沟通和联系。

接待工作虽然十分周到，但也发生一些麻烦。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接待组联系人员，指着封面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主席语录，质问这是怎么回事?误认为这是我方怀有什么用意。后来经周总理指示，凡送外宾阅读的报刊均放到走廊，由下榻的外宾自愿选择。此事后来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哈哈一笑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算是空对空吧。”

一次，美方人员想试探中方服务员，故意在废纸篓里放了一张10美元的钞票，服务员捡到后立即交给领导，领导了解情况后又让服务员把钱放到了房间里的办公桌上，美方人员对此十分称赞。在参观故宫时，随行人员拍了不少照片，基辛格开玩笑地说：“还是少照些为宜，否则白宫知道后，还以为我们到中国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呐!”

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48小时，同周总理的会谈就占用了17个小时。会谈在基辛格住地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5号楼进行的，会谈超过了预定时间，在外面等候的相关人员十分着急，盯着会议室的门，不断让服务员送湿毛巾、咖啡和浓茶进去，并探听会谈进展情况。3个多小时后，门终于打开了，双方人员面带笑容走出大厅，谈判取得了预期效果。

基辛格离京时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华盛顿发出“我找到了”的密码电报，其意思是北京之行取得成功。1971年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向外界发布会谈公告，宣布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5月以前尼克松将要访华这一“让世界都震惊”的消息。

第二次警卫基辛格

基辛格为尼克松试航1971年10月2日，我按通知赶到北京机场，参加有关尼克松访华接待和警卫安全会议。为了给尼克松总统试航，基辛格将乘坐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沿尼克松访华预定的航线飞行，飞机中途在夏威夷逗留，在威克岛加油，然后到上海，再飞北京。这样安排，不致于使尼克松因时差和高速飞行而疲劳。会议商讨了空中交通管制、空中通讯、飞行资料、是否护航、专机放置和保卫、飞机降落后使用的交通工具、饮食供给等问题。

10月3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期间的保卫工作会在北京卫戍区会议室召开，连我在内只有10人参加。会议决定基辛格一行的警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领导。以后几日内，围绕尼克松、基辛格来华的接待，又连续召开了一系列的警卫工作会议。就礼宾方面、新闻记者方面、饮食住宿方面、警卫安全方面等做了进一步的具体部署和动员。

10月21日，基辛格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出席专门为他们举行的文艺晚会。他感到有些冷落，因为观众并没有起立鼓掌表示欢迎。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小礼堂的所有看客共计才有500人，除了他们外，其他观众都是经过选择的，有外交部的 150多人，有我们中央警卫团的100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50人，有关单位的100人。场内中方人员的一举一动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其意是有别于以往意义的国宾，因而礼堂气氛显得肃穆一些。

基辛格第二次来华的安全保卫工作是成功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纰漏，但也出了一些笑料。基辛格的随行人员黑格在机场吃饭时，也许是想留点纪念，便把吃饭用的象牙筷子藏进了自己的皮箱。为了不使对方难堪，我方人员在他离开时，利用安检的机会，才悄悄地取回那双高级的象牙筷子。基辛格离开中国后，我方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要求参与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各个部门尽快拿出自己的实施计划，以便进一步研究。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参与警卫的机关、机构、警卫领导班子、警卫工作日程，以及路线警卫、交通警卫、住地警卫、宴会警卫、晚会警卫、会谈警卫、现场警卫、毛主席接见时的警卫、警卫值班等细化部署。

向总理请示的几个问题在接待尼克松的工作紧张有序地全面展开后，参与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的负责人于11月底至12月初集中学习三天，我参加了学习。随后，有关接待、警卫人员集中举办了15天的学习班。学习材料广泛详尽。在筹备接待过程中，我们就几件尚未解决的问题请示了总理。

一是部分场所的毛主席像是不是要移走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公共场所都塑了毛主席的像，经日晒雨淋，有的已经损缺。有人提议将部分外宾参观场所的毛主席像移走，经请示总理，表示同意。

二是对外宾参观场所及街道上、墙面上书写的毛主席语录或有关口号需清除的问题。总理指示可利用过新年的机会，把不合适的标语口号换掉。

三是300人的三军仪仗队的服装是否新做的问题。经总理批示，同意做新的。后来，这个换了装的仪仗队，给尼克松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说：“在我见到的仪仗队中，是最好的。”

四是关于宴会厅是否悬挂国旗的问题。总理指示，因中美尚未建交，还是不悬挂国旗为好。

五是关于是否赠送纪念品的问题。总理指示，如果是有纪念意义的，可以先提出设想来再议。

警卫尼克松访华先遣小组1972年元旦刚过，黑格就带着尼克松访华先遣小组来到北京。警卫他们又成为我们警卫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个小组的技术人员要在东郊机场设置一个电视转播台，美方人员用皮尺将专机滑行路线、停放位置、机门方位、舷梯角度量好，划上记号做为记录。先遣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商关于尼克松访华时的新闻报道问题。后来，黑格又沿着尼克松访华将要行进的路线到上海、去杭州，我们的警卫一直伴他而行。随后，我们又警卫接待了亦称是先遣组的美国保安局特工部主任助理威乐逊·利文古得等。我们陪同他看了尼克松将要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将要参观的八达岭等景点，以及备用的医院、宴会晚会场所等。

警卫美国总统尼克松

深夜响起电话铃声和历次警卫外国元首一样，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真正的警卫倒显得波澜不惊。因尼克松两天后就来，我作为尼克松访华安全警卫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其工作已进人了正常的值班状态。约深夜一点钟，我突然接到中南海警卫处值班室打来的电话，说周总理要来检查尼克松下榻处的各项准备及安全设施。我赶紧将接待基辛格时穿的涤卡军装穿上到了18号楼。等了一会儿，总理便到了，他检查、询问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去。

我刚回到值班室，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总理让问问你，是不是没有质地好一点的制服?如果没有，总理说拿他的一套给你，尼克松来华，警卫人员一定要穿戴整洁，不能让人家小瞧咱，这是总理的意思。”我将总理的电话及时向中办和警卫处的上级做了汇报，当即决定：凡本部门参加接待尼克松访华的警卫人员，马上到北京江都服装店量体裁衣，每人一套毛料制服。总理对我们的新制服很满意。

警卫尼克松的安全措施为使尼克松顺利访华，我们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下面将自己亲自参与制定的接待计划中的保卫安全部分全文录下。

“一、空中安全

1、在尼克松一行的专机进入我国国境后，即由空军部队进行战斗值班，加强对空警戒，及时掌握专机飞行动态，防止敌人对专机的威胁和袭击。2、在专机起飞前、降落前30分钟的飞行距离，左右各50公里，停止其他飞机飞行。3、专机在飞行时，如遇特殊情况不能继续飞行时，可就近紧急在备降机场降落，如美方索要紧急备降机场资料，可由我方随机领航人员届时提供。4、在专机飞行时，开放沿线导航设备和沿线陆空台及机场塔台；从上海飞北京时，派我领航、服务员随机协助工作，并向美方提供沿专机航线和降落机场的天气预报和实况。

二、机场安全

1、在专机到达机场前，由北京卫戍区部队对跑道、滑行道、停机坪以及机场内进行警卫，控制机场内制高点。2、专机在地面停留期间，由北京卫戍区部队进行日夜警卫。对尼克松的三架飞机，除代班员外，设哨9名，其他飞机停留时，每架设哨2名，通讯地面卫星终点站设哨2名，747电视与影片加工中心设哨3名，机组住地设哨3名，住楼内部警卫工作，由机场负责，另设两名路线调整哨和8名便衣随行警卫，共用警力130名，并派一师级干部负责指挥。

三、路线安全

自机场到迎宾馆全长36公里，沿途有231处制高点，150个主要路口。由北京卫戍区派出兵力1250名(其中有部分着便衣)，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干警 720名，组织群众2500名，进行控制。在尼克松车队通过时，由卫戍区部队、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临时卡住路口，暂停车辆及行人穿行，对顺行的车辆，令其靠边暂停，保障车队顺利行驶(去参观、游览场所的路线，按此要求部署)。

四、住地安全

1、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八三四一部队为尼克松派出警卫和随卫人员，为罗杰斯派出随身警卫。2、在尼克松住地(基辛格同住)，设武装警卫哨4名，负责住楼周围的安全。并在尼克松的住楼内设警卫值班室，便于内外联系。在罗杰斯住楼周围设武装哨2名，便衣哨一名。3、尼克松外出活动时，派出前卫车和后卫车，罗杰斯和基辛格单独外出时，均派警卫车。4、对住在北京饭店(或民族饭店)美方人员的安全，由卫戍区设武装警卫10名，便衣哨4名，用兵70人；由市公安局派出公安干警，协助饭店做好保卫、门卫、会客等工作。

五、交通安全

1、尼克松在京时，乘坐红旗牌防弹车，罗杰斯和基辛格乘坐红旗牌轿车。对这些车辆的驾驶员，要进行挑选、训练和审查。2、住饭店、机场美方人员所用的车辆，由北京市公安局派一小组协助首都汽车公司进行车辆安全检查和对驾驶员进行审查。3、对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所通过的沿线，要选派政治可靠、业务熟练的交通民警担任交通指挥。4、对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可能经过的路线进行一次检查，清除堆积障碍物，需要整修的路面尽快整修。

六、饮食卫生

对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所用之饮料、食品，要保证新鲜、卫生。派专职人员负责采购、运输、保管、烹调。

七、医疗保健

在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的住地，派出值班医生和护士，并跟随参观、游览活动。美方人员发生疾病需要住院治疗时，由北京医院和协和医院负责。

八、参观、游览场所的安全

1、美方人员参观、游览场所，由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人员负责警卫。2、美方人员参观的单位，要做好内部人员审查和各项安全工作，对不适宜做接待工作的人员，要进行调整，对危险分子要严加控制，以保证内部纯洁。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人员协助做好这一工作。3、对参观项目，事先要进行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即采取措施，进行妥善处理。4、对游览地区，在游览前一天要进行一次彻底清查工作，旅游时，要做好对周围环境的控制工作。

九、对危险分子的控制

1、北京市公安局要对可能危及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安全的危险分子进行严密控制。沿线两侧共有五类分子708名，精神病人136名，要派出公安干警、发动群众进行重点控制。同时，对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在京外出参观、游览场所周围和行动路线两侧的社会面，也要发动群众和派出公安干警进行控制。2、为了防止外地流窜来京的反、坏分子进行破坏，在尼克松来京前，要加强对车站、旅店等重点场所的控制并由市公安局发动群众，搞两次清查。3、对机场周围14个村庄100名五类分子、40名精神病人，要发动群众和派出公安干警进行控制。

十、对接待人员的审查

对参加接待的服务员、翻译、新闻记者、司机、警卫人员，要进行严格审查。条件是：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朴实正派。对上述人员，由各有关单位负责审查，并要对他们进行外交路线政策、安全保密和提高警惕的教育。

十一、关于尼克松去外地访问的安全保卫工作

准备在1971年11月10日后请上海、杭州两地派人来京，按照这个计划的要求进行具体布置，并在尼克松来华前派人去检查落实情况。”

上述措施当时都分解到涉事部门细化落实，足见当时的重视程度。

跨越大洋彼岸的握手1972年2月21日上午 11时10分，美国总统的副机首先降落在东郊机场， 11时30分，尼克松的专机准点着陆。尼克松和夫人首先走出机舱，和周总理握手持续了一分多钟。随后， 13名随访正式成员才陆续走下舷梯。高规格的接待仪式后，周总理同尼克松同乘一部红旗轿车来到钓鱼台国宾馆。

毛泽东主席破例在尼克松一行到达的当天下午，于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由于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意外和仓促，所以没来得及和负责尼克松警卫的官员打招呼，连美国国务卿罗杰斯都不知道，几辆负责接送的车子就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基辛格等送到了中南海。尼、辛走后，部分警卫官员才发现“丢”了总统，尽管我们做了详细解释，他们还是不安。

当美国客人进入中南海毛主席的住所后，毛主席对尼克松说：今天谈话的内容是你定的，吹哲学。于是双方海阔天空地谈。当尼克松把话题拉到越南和台湾问题时，毛主席当即制止：“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

美国人又提起“放空炮”的笑话，毛主席说：“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套。”尼克松笑着指指自己：“就是打倒像我这样的人。”毛主席说：“就个人来说，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打倒之列，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又10分。会谈中，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尴尬场面。在毛主席谈话时，美方一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了几下，响声无法停止，只好把那东西拿了出来，原来是个微型录音机，这位美国客人尴尬难容。毛主席历来反对这种做法，见美方人员很狼狈，他又很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会谈前后，毛主席与尼克松都有握手。世界上把中美两国高层领导的握手称为“跨过大洋彼岸的握手”。

几件有趣的事在招待尼克松的国宴中，周总理指着印有熊猫图案的烟盒对尼克松夫人说：“我想送给你这个。”“你是说送给我香烟?”尼克松夫人有点不解。周总理解释说：“不，不是香烟，是要送你们两只熊猫。”尼克松夫人对尼克松说：“周总理说要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当即决定送中国两头麝香牛作为回赠。这一情节通过卫星现场直播，引起公众极大兴趣。

在盛大的国宴上，有个小细节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座的美国客人大都不会用筷子吃饭，惟独尼克松不同，他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宴品，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原来，尼克松为了访问成功，专门练了用筷子就餐的技巧，果然奏效，国宴上的风头让他抢去了不少。

2月23日，周总理和尼克松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谈，总理的车到后，美方客人到楼门口等候。握手之后，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掉呢子大衣，这一切作为警卫负责人的我都看在眼里。这个镜头被美国记者拍下来传回国内播放，美国报纸称：“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游览景点的警卫2月23日晚，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其时，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大家都非常焦急，因为第二天尼克松要游览八达岭长城和定陵。正在大家拿不定主意时，总理指示，不管想什么办法，按原定日程行动。表演结束后，负责安全的部分同志就赴长城等参观点做实地勘察。

雪下得很大，沿途积雪很厚，安全勘察人员在返回时后车撞到了前车的尾部。如若不采取措施，第二天的行车安全难以保证。于是，当晚即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连夜对明日要经过的路段全面喷洒盐水并进行了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专人对长城步行道的积雪进行了清扫。24日出发前，又对所有驾驶人员做了安全行车动员。上午8时，参观游览的车队驶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驶向八达岭。沿途整个路面没有一点积雪，美方人员对此特别惊奇而大加赞赏。

2月25日上午游览故宫时，美方警卫人员异常紧张，因为当时有许多中国的群众也漫步其中，所有群众都是经过事先组织审查安排的，绝不会给美方人员造成威胁。而美方人员是不知情的，他们不时用步话机相互联系着，一看到游人稍多一点，或者从一个点往下一个点转移时，他们就显得十分忙碌。他们的表情和行动，我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整个游览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美方警卫人员对我方的保卫工作如此高效，由衷敬佩。

警卫尼克松访问杭州、上海为了保证尼克松在杭州的安全，上级专门从北京空运了两部红旗防弹车。尽管杭州方面做了大量的安全准备工作，可还是出了些小的纰漏。

在杭州，尼克松住刘庄，周总理住西泠。约定下午游西湖，周总理与尼克松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因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总理的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景点等过了汇合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到来，警卫人员一阵紧张，周总理也怕出意外，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其时尼克松已在距汇合点不远的一片草坪上等候。负责外宾警卫的我，多数时间跟着尼克松。当时我也犯嘀咕，一向守时的总理，怎么没能按时出现在汇合地点。根本没想到出什么差错，而是估计总理又有了什么急事。虽然最终还是联系上了，但我总觉得美中不足，纰漏是不应该发生的。

在杭州，还发生了一件比较棘手的事，那就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有关要人、专家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中美联合公报》此前已经毛主席和尼克松分别予以同意批准，此刻再提修改属反复无常的无理之举，尼克松得知后，气得在宾馆的客厅里踱来踱去，脸色铁青。最后还是让基辛格再找乔冠华商量。乔立即汇报总理，总理马上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当晚，乔冠华与基辛格又开夜车修改了公报稿，吸取了罗杰斯的部分意见。第二天，又经中美两国首脑批准。这天，周总理专门在上海锦江饭店看望了罗杰斯，使罗的心理得以抚慰。

尼克松在上海的活动安排得很紧，整个警卫工作严密有序，没出过差错。1972年2月28日，作为中、美关系重要里程碑的《联合公报》正式签订。尼克松在归国前的告别宴会上高举酒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责编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