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琦　赵德生

2005年是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民主运动70周年，2006年是林枫同志诞辰100周年，历史把这两个纪念的年份连在一起，可谓对一二·九运动及其亲历者、领导者颇有意义的怀念。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一二·九运动准备、爆发、巩固和深入发展的根本保证。林枫便是党作为坚强的领导者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典型代表。

林枫(1906-1977)，黑龙江望奎人。1924年人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在北京、天津一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党支部书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党团成员。1932年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执委会委员、党团书记，全国反帝大同盟筹委组织部部长。1932年11月起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1935年12月复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6年3月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不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1945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调中央工作，历任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中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1977年逝世。

历史为何在此留白?

完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应当从1935年5月至1937年7月，经历了酝酿准备(1935年5月至1935年12月初)、爆发和蓬勃发展(1935年12月9日至1936年2月)、巩固和深入发展(1936年3月至1937年7月)三个历史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几遭破坏，处于十分秘密的地下工作状态，党的领导者不可能公开活动。这使得许多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及其后人，不清楚党组织对一二·九运动的运筹情况，不太清楚党的领导人和党员在一二·九运动的全过程中发挥领导和组织作用的情况。即使像当时北平学联主席郭明秋和几个学联成员对党领导一二·九运动情况的回忆，也因特殊历史情况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郭明秋曾经说过：“我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知道的情况，也有局限性。成立北平学联会的准备工作，在党内其实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不管是有组织关系的还是没有组织关系的，都分别在做工作”。建国后，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认识程度和认识水平的不同和差异等等，使得一二·九运动与党的关系、党的领导、领导人和党组织的作用等，变得更模糊、甚至于出现误导，以至产生了一二·九运动“纯粹是学生自发的”之说，对“党六届七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由于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而正确地领导了这场运动”提出质疑，认为“这场运动并无上级的明确指示”，“相当程度上似乎带有自发的性质”。当时的毛泽东都说“不知道”，斯诺夫人说一二·九运动是斯诺和他的学生领导的等。这样一来，林枫与一二·九运动、林枫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功绩也被模糊、淡化和淡忘了。

从学运的勇敢参与者到积极领导者

林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一直在平津、河北地区从事学运和党的秘密工作。早在1924年，他作为天津南开中学学生会会长，在学生中组织宣传活动，讲解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意义，介绍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内容，并与校方展开激烈的争论，鼓舞学生的斗志。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林枫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学生会组织许多同学参加讲演、募捐和示威游行活动，控诉帝国主义反动政府的罪行，还曾带头冲破军警的阻拦，向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此后，林枫按着党组织的指示，在天津创办了平民夜校，既作校长、又兼教员，不论严寒酷暑或狂风骤雨，他都准时前往上课。他还常到工人和贫民住处进行访问，了解他们的困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

1927年3月，林枫由中共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范文澜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天津党组织决定转入地下，党员全部隐藏起来。

1929年夏，林枫考取北京大学工学院，改名郑凌风。1930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经赖若愚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任工学院党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三省相继沦陷。全国反日情绪高涨。11月，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发动反日斗争，组织南下示威运动。林枫以北京大学工学院代表的公开身份，参与领导这场斗争，是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党团成员之一。1932年，中共河北省委任命林枫为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6月1日，由林枫主持，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7月，他赴上海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会筹备工作，任筹委会组织部部长。11月，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委，林枫任组织部部长。不久改任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933年3月，林枫领导河北反帝大同盟发表《告劳动群众书》，号召并组织爱国青年支持长城各口抗日的队伍。4月23日，推动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出面，联合北平各大学师生与李大钊生前友好，举行李大钊公葬仪式。将1927年遇害的李大钊灵柩，送往香山万安公墓安葬。不久，国民党宪兵三团进入北平，对革命力量残酷镇压，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林枫沉着地指挥幸存的党员隐蔽下来。

武光对这个时期的斗争经历有如下记述：“我和林枫同志开始认识，是在1930年，当年我们都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北平市做地下革命工作。1930年到1932年，在白区，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很深的。当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北平，每遇到革命纪念日，如‘二七、‘五一、‘八一、‘九一八、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节等，我们都要发动尽可能多的党员、团员、有组织的赤色群众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一般群众进行游行示威。游行示威队伍的组织有纠察队、通讯连络员、宣传组、总指挥、副总指挥等。每次游行示威，或多或少总要有人被捕，总指挥被捕了，由副总指挥接替，总指挥在游行的群众队伍中是很惹人注目的，是国民党军警特务们搜寻的目标，危险很大，可是每次游行示威几乎总是由老郑(林枫)担任总指挥，他有胆、有识、有智，能巧妙地避过敌人的追捕，冒着生命危险完成总指挥的任务。”

从1924年到3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林枫从一个学运的勇敢参加者，锻炼成长为学运的积极组织者。在学运斗争和党的秘密工作的实践中积累了方法和经验，形成了指导学运的正确思想，为后来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积累了实践经验。

组织领导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和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林枫正在宣化，他以多年的学运经验和党的组织者特有的政治敏感，看到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对于推动抗战的重大意义，立即赶回北平。当时的北平学联党团成员孙敬文记述：“学联正式建立党团组织，是‘一二·九之后，‘一二一六之前的事。那时，北方局派林枫来平，正式成立市委，撒销了原来的临委，林枫为市委书记。林枫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主张和作法，使市委领导在路线上政治上认识趋于一致。并决定学联建立党团组织。由姚依林任党团书记、郭明秋、民国大学的黄华和我任党团成员。这是北平学联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届党团组织。这一届学联的党团组织活动，一直到1936年3月5日(遭破坏)为止。”林枫这时化名罗衡，到职以后，就同北平学联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直接联系，集中主要精力推动一二·九运动的持续、巩固和深入发展。

“一二一六”大示威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采取高压手段镇压，一方面玩弄取消期末考试、提前放假的手段瓦解学运。抗日救亡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爱国学生们急切地议论着、思索着。在这种情况下，林枫召集北平学联领导成员中的共产党员黄敬、黄华、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和宋黎等人开会，认真分析了形势和商定了对策：国民党反动当局步步紧逼，学校又提前放寒假，大部分同学可能都要回家过年，剩下少数进步分子，更容易暴露和被捕。因此，绝不参加“南京聆训”，而要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号召应由学联发出，当此数九寒天，凡响应这个号召的，一定是我们的积极分子，就是学联得以依靠的骨干，把他们组织起来南下宣传，既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又能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还使积极分子进一步受到锻炼和提高。并决定主力南下农村扩大宣传，预备队留守北平，巩固原有阵地。另外再派代表到天津、上海、武汉各地活动，组织全国学联。林枫和市委的意见由黄敬以个人的名义在12月下旬的学联会上提出。几天后，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北平学联党员同志的细致工作，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意见被压倒多数的代表所接受。平津学联发表通电尖锐指出：“三年前之进京听训，已熟稔政府之因循政策，前言既无济于事，此举更何补时艰?况借训导之名，而行欺骗收买之实”，表明绝不上国民党反对派的当。

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31日，中共北方局向平、津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立即经过平津学联组成代表团出发津浦线之昌州一带，北宁线之唐山迁安，平汉线之保定、大名、石家庄与察哈尔之沽源、张北等地，进行广泛的工农群众工作，发动与开展各地工农士兵群众的反日反蒋斗争”。林枫领导北平市委按照北方局的指示，在原商定的对策和学联通过议案的基础上，组成了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把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引向了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宣传团设总指挥部，由中共党员、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任总指挥，中共党员、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师范大学学生江明任副总指挥。由彭涛、董毓华、宋黎、江明组成宣传团党团，彭涛任党团书记。宣传团下分四个团，共计500多人，大都是一二·九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1936年1月2日至4日，四个团先后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前堵后截，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历时三周，步行700余里，沿途播下了抗日的火种，自身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在平津学生的影响下，上海、武汉、广州、徐州、济南等城市学生都组织了深入工农的抗战宣传活动。

“一二一六”大示威后，林枫在北平市委提出：“能不能找出—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认为北平学联拥有两万多学生，不组织一个核心力量，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对此，郭明秋曾撰文记述：“‘一二一六晚上，即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就是彭涛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李润娥。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溅的都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一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潮了。流了血，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就‘一二一六出动了两万来人，这样的广泛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领导，能不能持久的问题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另据姚依林回忆：“南下扩大宣传团回校前，大家研究如何组织起来，觉得原来的民族武装自卫会不行，圈子太小，也太红了。于是酝酿搞民先队。林枫、黄敬和我三人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我的住处一起讨论建立清华民先队组织。当讨论谁当民先队队长时，林枫指定黄敬当民先队的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当民先队长，因李昌在南下扩大宣传中表现不错。李昌同志是清华十一级学生，是‘一二·九那年夏天进清华的。”

南下扩大宣传活动推进了建立新的学生组织的进程，宣传团员们在实际斗争中也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这样，在林枫和北平市委的领导—F，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代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后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会上通过了斗争、丁作、组织等纲领和规约，产生了领导机构——总队部。敖白枫任总队长，刘导生任秘书，萧敏颂任组织部长，王仁忱任宣传部长。市委在民先队建立了党团，黄敬任书记。第一批队员300多人，按各校成立了26个分队。2月16日，民先队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了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寇、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等八项主张。民先队成立后，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积极组织队员学习《大众哲学》《中国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出版《民族解放》《我们的队伍》等机关报；组织队员学习军事知识；举办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积极开展广泛统战、抗战后援、文艺演出等活动，队伍迅速壮大。至8月，队员已有1200多人。民先队改选，李昌任总队长，刘导生、

杨雨民、杨克冰、关山复、孙传文、顾德欢为领导成员。到10月间，全国31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法国里昂、巴黎、日本东京也建立了民先队。1937年2月6日，在中共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北平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8个地区24名代表出席，代表着6000多名队员。大会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选举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7人为全国总队负责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立和壮大，是一二·九运动从爆发到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爱国青年学生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上述史实可知，在一二·九运动的持续、巩固和深入发展阶段林枫同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的姚依林对此曾有十分清晰的回忆。他说：“从1935年12月中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林枫同志在政治态度上，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积极支持的。当时，在市委党内，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多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有少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的一部分口号和做法，从‘左的观点出发，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有些同志则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林枫同志作为北平市委书记，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对运动的继续深入和向全国范围扩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林枫同志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工作的期间，一二·九运动遇到过许多重大问题”。“在这些事件中，每一件都包括着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任何一着棋走得不好，都可能导致全局的损失。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动了群众，灵活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打击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继续前进。”(姚依林：《平凡而伟大的形象》1986年7月)

协助刘少奇纠正“左”倾错误，排除“右”倾干扰，把握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方向

一二·九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万分恐慌。1936年2月，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明文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军警可以逮捕甚至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钳制救亡言论。一时间，平津地区进入白色恐怖和高压状态，抗日救亡民主运动走入了低潮。1936年3月，中共河北省委调林枫任天津市委书记。3月底，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北方局书记到达天津，河北省委派林枫担任刘少奇的秘书。此后，他全力协助刘少奇扭转华北局势，保持一二·九运动的巩固和继续深入发展。

刘少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华北的形势、北方局的工作和救亡运动的状况。他看到这里的党组织仍然存在“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这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他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而北方局的林枫、彭真、徐冰和北平市委的李葆华、黄敬等人，则表示坚决支持。1936年4月5日，刘少奇针对北平的工作实际，给北平党的同志写了一封——《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认为1936年春的“三三一”事件“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地损害。”在白色恐怖、学运暂时处于低潮时，这次行动严重地脱离群众，“使许多抗日的同情你们的可能和你们合作的分子离开你们，甚至离开学校，把其他许多中立甚至同情分子(如蒋梦麟)推到了反对的营垒，这就给法西斯分子分裂学生爱国阵线一个最好的机会。”给敌人以加紧进攻爱国运动的口实，使学联的活动更加困难。他要求大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懂得在白区工作中积蓄力量、保存骨干、团结群众、壮大队伍的重要性。4月10日，他在《火线》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后又发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提纲》。系统批判了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阐述了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林枫协助刘少奇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把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传播到广大进步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逐步改变了抗日救亡的局势。

1936年5月，日寇向华北增兵，华北局势骤变。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同林枫和天津市委张秀岩等商议，决定发动一次大示威游行，以打击日寇气焰，促进29军积极抗战，广泛争取各种力量，推进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深入发展。为此，天津市委在西郊陵园开会，林枫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式之后指出：日本无限制的侵略行径，引起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为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行，推动平津当局向抗日转化，促进29军积极抗战，决定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甚至地方军警在抗日高潮下也会同情。林枫在会上传达了刘少奇的意见，示威游行要增加“拥护二十九军将土参加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及“拥护天津军警继续抗日”的口号。会后，天津市委马上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各校党组织和各界救国会，并做了深入地动员和周密的准备工作。

5月28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组成游行大军，高举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到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门前示威。游行队伍出发时有几千人，沿途工人、市民和农民踊跃参加，迅速增至一万多人。示威群众情绪激昂，“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响彻云霄。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那天早上有一千多名学生包围了天津市政府，派代表递送文件抗议日本增兵华北。当天下午，爱国学生又在华日交接地方举行群众大会，呼吁全国人民抵抗侵略。学生游行示威时，天津军警未加阻挠，采取监视态度，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进一步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动员了国民党军，震撼了日本侵略者。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激发了宋哲元和29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迫使《华北防共协定》未付实行，29军停止撤往河北南部。

林枫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帮助天津市委总结了这次政治行动的成功经验。他还专程前往北平，将这次示威游行中执行统战政策的具体做法，和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向北平市委作了报告，传达了刘少奇对学生运动的新指示。北平市委立即将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向北平市学生救国会和各校的党组织作了传达。6月13日，北平学生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喊出了贯彻统战精神的“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等口号。这次示威虽然遭到军警驱逐，但很多军警不再像过去那样毒打学生。还有些29军的士兵，接到学联的通知，穿上便服参加示威游行。北平东城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八千余

人，沿途许多商人、车夫、工人相继参加，一路高呼口号，“情绪的热烈，为一二·九以来所未见”。游行队伍进抵北池子时，遇到一队29军士兵，游行群众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士兵极为感动，大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不已。

平津这两次以学生为主的大示威反响强烈，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响应，使一二·九运动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由低潮又转向新的高潮。两次游行大示威所以获得成功，是坚决贯彻党的统战新政策的结果。刘少奇后来曾将北平“三三一”抬棺游行同这两次游行实行的策略加以比较说：“当时(指“三三一”)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的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西安事变”时，党内外部分人倾向“杀蒋”，林枫及时汇报了情况，协助刘少奇讲解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刘少奇说，要懂得党中央的策略性。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对党外人士的要求和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一样。共产党人是要无私，无私才能彻底理解马列主义，才能正确应用它，群众“左”了，需要我们正确引导；领导“左”了，损失就大了。所以，群众“左”，你做领导的不要“左”。按照这些意见，林枫和平津党组织的同志说服各方人士，使他们理解了党的方针，拥护党的主张，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西安事变”前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国民党操纵下成立的所谓“新学联”，制造学运分裂，破坏救亡运动。在北平党内以徐芸书为代表，提出了“五条件统一”等“右”倾投降思想的口号。民先队中的蒋弗华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社会上的王芸生在《大公报》连续发表6篇题为《寄北方青年》的文章，鼓吹：“我们目前的路线是‘团结建国，其方式是以国民党为中心”。针对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的这股逆流，刘少奇先后撰写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论左派》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与可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要注意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团结中保持独立性。并指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必须发展进步力量，注意争取广大中间群众，孤立右派势力，要加强青年学生与工农的结合。同时对徐芸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但是徐芸书坚持自己的错误，终于被开除出党。

林枫在以往学生运动中，对“左”倾错误就有较深的认识和警醒，在北平时，他就曾提出学生不应无限期罢课，反对这种脱离师生群众的做法，还要姚依林保留学籍，处理好救国与读书的关系。在协助刘少奇纠正“左”倾错误，排除右倾干扰过程中，他从思想上、理论上更加深了认识和理解，对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样就更加坚定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决心，同时也能够更加自觉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开展工作。

建立全国学界、各界救国会，统一青年组织，巩固和加强一二·九运动的社会基础

在一二·九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步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也影响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中共北方局经请示中央的批准，派出在北方局联络部工作的周小舟为代表，北平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吕振羽为联络员，前往南京谈判。1935年11月底，吕振羽前往南京，开始与国民党代表接触。1936年初周小舟前往南京，开始正式谈判。从那时到同年8月，周小舟曾四进南京(吕振羽长驻南京)。北方局决定从这年3月起由陈酉生(王世英)与吕振羽直接联系。刘少奇到达天津后，林枫经常代表刘少奇听取王世英关于周小舟、吕振羽同南京政府谈判情况的汇报，转送有关谈判的文件、材料，传达刘少奇的指示。这次谈判历时九个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次谈判。这个时期在南京的谈判是成功的，它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林枫还代表刘少奇积极联系华北各界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华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爱国组织，联合新闻界爱国人士通过报刊宣传党的主张。这些工作都在巩固一二·九运动深入发展的社会基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平津学联发组建全国学联活动。林枫和北方局积极组织指导建立全国学界、各界抗日救国会。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胡乔木回忆：“一二·九”以后，北平学生和上海学生来往很多。上海派人到北平，北平派人到上海，“主要是通过林枫，他在一九三二年和我在北平相识。”北平最早派到上海去找胡乔木联系的是韦毓梅等三人；第二批到上海的是董毓华、刘江陵和陆璀等。“刘江陵当时已是党员，他的任务是筹备全国学联。他们有林枫亲自写的介绍信。”第三批是黄敬，“他的任务是组织全国救国联合会，也是林枫介绍来的。”黄敬到上海后，在江苏省委王翰和胡乔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黄敬、胡乔木、吴砚农、刘江陵、张慧民五人组成的小组，由黄敬任组长，负责筹建全国学联及全国救国会的工作。1936年5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学联的统一领导，加强了与各界救国会及世界学联的联系，更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更大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八九月间，党中央决定改造共青团，“不用共青团的名称去开展青年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称”。此前，北平和北方局所属地区从实际出发，已经完成了共青团的改造。1937年4月，西il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到会讲话。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现有全国青年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至此，在一二·九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下，中国学生运动与工农青年运动汇合起来，中国青年的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七七”事变前三个月，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北方局迁至北平。4月底，刘少奇、彭真等去延安开会，林枫继续坚守在全面抗战的最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林枫在这场为“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的伟大运动中，在党中央、刘少奇和北方局的领导下，承担着非常艰巨的历史使命，面对着空前复杂的历史环境，以空前多样、灵活和特殊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充分发挥了党的坚强领导作用。林枫面对极度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对许多重大的事件和问题，沉着冷静，实事求是，很少“放言高论”，切实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灵活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打击孤立了敌人，团结教育了群众，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九运动持续、健康和深入的发展。

林枫同志在一二·九运动中全神贯注、奔走呼号、尽心竭力，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林枫同志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