帙　明

编者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演于1964年，是由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创作歌曲结合而成的，以歌、舞、诗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军阀统治的不屈精神，艺术概括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建立红色武装到迎来祖国解放的光辉历程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经演出，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东方红》不仅仅是一部壮丽辉煌的中国革命音乐舞蹈史诗，更是一部凝聚了中国最具权威的、著名词曲作家智慧结晶的经典巨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红》的诞生与周恩来总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支持和关注，也许就没有《东方红》的上演和巨大成功。

每当想起那雄壮、昂扬的旋律，我们的心依旧澎湃激荡……

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总理始终对文艺工作倾注着巨大的关怀和热情。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一部大型歌舞启发了周恩来的灵感，他心中酝酿着一个宏大的创作设想：在共和国15周年的庆祝中，要上演一部大型的史诗性的歌舞，完整、艺术地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上海之春”启发了周恩来

1964的第5届“上海之春”正逢上海解放十五周年，为了庆祝这一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上海的艺术家们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表现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

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借鉴了朝鲜表演大型歌舞的经验。这场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两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7场。6月18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表演，看到外宾对大歌舞很有兴趣，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周恩来听陈老总兴致勃勃地一番讲述，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他的心中酝酿着一个大胆的创作设想：在国庆十五周年之际，北京也要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想法。

他对到会者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2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丽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

顶着江青干扰上《东方红》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适时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透了个“风”。大家一听，开始很振奋，但是静下来一掐指头，有点担心，对时间怀有顾虑。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四十多年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帙，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但幕后的工作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周恩来见大家都沉默不说话了，便爽朗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大家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7月24日，就是周恩来“透气”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宣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在国庆上演出；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组织领导意见。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决定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会上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高兴地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具体问题作了详细的批示。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比较“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由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肯定他们的价值，加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东方红》主题鲜明，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周恩来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

名副其实的总导演

周恩来强调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子来，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贺绿汀、田汉正受到“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因为这个，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从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他无不亲自过问。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周恩来经常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东方红》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该受到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3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3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修改敲定的。

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看了整整5遍。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事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道：“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东方红》与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16日结束，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伟，轰动了整个北京城。

10月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举办的晚会，同驻京陆、海、空军及人民公安部队官兵一起观看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0月15日，周恩来陪同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了《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参观后提出了许多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周恩来十分内行地一一做了详细的解释。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问道：“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二人感动地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1964年10月16日晚，毛泽东率领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演出《东方红》的全体人员。这一时刻是大家盼望已久的。那晚，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用双手向四周做了个停止的手势，然后双目环顾了一圈，才开口说话。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这个好消息就是：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的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像丢了个大炸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会场上顿时沸腾了……

将《东方红》搬上银幕

1965年国庆节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虽然告别了舞台，但是周恩来的心却没有告别《东方红》。也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司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3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这次座谈会上，江青终于打破沉默，一语惊人：“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似的……”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地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招致了自称是文艺领域“哨兵”的江青的不满。1966年2月，她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早有察觉。周恩来在指导创作《东方红》时，非常谨慎。比如，在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问题上，编创人员一再主张要专场表现，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谦虚，也有谨慎——避免给江青留下口实。

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不怕压力，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坚定地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情深谊长”一场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周恩来看后指出，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从1964年夏天周恩来开始策划《东方红》，到共和国十五周年献礼，再到1965年国庆节拍摄成电影公演，距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仅一年时间。《东方红》成为“文化大革命”前文艺舞台上最后的辉煌和“绝唱”。

链 接：

《东方红》的幕后故事

毛主席亲自加道具

《东方红》有个场景表现的是在上海滩，码头工人运货。背景的一侧是公园，门口立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最初是没有这块牌子的，毛主席在1964年10月2日看到这一场景时，对周总理说：“那时候的上海滩，公园门口都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演出的时候也应该加一块。”

由于舞台背景都是幻灯打出来的，当天演出完毕后，工作人员连夜赶工重新画幻灯片。第二天演出，这块牌子就立在了“公园门口”。

幻灯机十几台拼成大背景

《东方红》中长江、黄河等宏大背景都是靠幻灯打出来的，这些效果现在看来不算什么，40年前可都是工作人员费尽心思做出来的。由于人民大会堂的舞台既高又宽，一台幻灯机根本照不过来。工作人员就在舞台前面摆了十几台幻灯机，然后在幕布上划分好区域，每一台幻灯机照一个区域，拼成一整幅背景。而且为了保证幻灯片打到幕布上是平的，幻灯片都是画成弧形的。

当时的幻灯机也很落后，没有自动换片的功能。灯光组的工作人员只能趴在舞台的台阶下面，用手一张一张地来回换。负责红蓝面光的人员也是一样，在顶棚的灯架上手动换灯光片。两组人员都得在观众入场之前就到位，演出结束后才能离开，每天都要上天入地好几个小时。

总导演是周总理

《东方红》的演员们私下里都把周总理当成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总导演。因为周总理无论多忙，每天都要到大会堂看排练，每一段舞、每一句唱都要亲自把关。

一天夜里3点多，周总理处理完公务来到后台，看到灯光组的工作人员还在忙着画幻灯片，就说：“你们很辛苦啊，休息一下，跟我一起去吃夜宵吧！”灯光组的人一听乐了：“我们不去！您的夜宵太简单，只有一块儿小饼饼、一碗粥、一碟小菜，我们的夜宵比您的丰富多了！我们还是吃自己的吧！”

周总理叫停第二部《东方红》

《东方红》火热上演的同时，其第二部也在策划中。主题定的是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内容计划描写建国之后的建设和生产。一些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已创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华时，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看过之后，胡志明非常激动，上台指着演员脚上的草鞋说：“你看，我和你穿的是一样的草鞋！”但是，周总理指示：建国以后的历史如何写，还没有定论，演出还是就描写到建国为止吧。这样，《东方红》的第二部就只留下了几部单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