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生

与立强为友，还不到一年，真是相交恨晚。立强小我30岁，我已是望九，他也临近花甲了。不过“花甲”这一道关，是人生由少壮往成熟发展的一步，用季节打比喻，像由盛夏转入金秋。立强在本书（《砚边散墨》）中多次也说，金秋是最美的季节。但愿立强在此后这最美的年光中，能创作出比前边三四本画集更奔放、更热情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来。

乙酉年春节前后，我因病住院近一个月。临近出院时，兰州青年书画家李世嵘同志(他是立强的得意晚辈画友)说，要找一部车送我回家。在车上，他递给我这部打印稿，说立强现在老家成县，春节后就不再过兰州，径直到南京布置这部稿子的插图和出版，希望我写一篇序。写序之事，我固不敢辞,但我与时下一些人不同，时下有些人主张不读书的内容就可写序，我没那个本领。我不但要读稿子，还要反复读立强的几本画集，还要读立强的老师蔡鹤汀先生的画集，这个工作量就大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考察完这些材料之后，我感觉到我在序里有话可说了。

我要说的第一部分，是有关立强的恩师蔡鹤汀先生。立强在本书的首篇中，用一万四千多字的篇幅，亲切地记述了在“文革”的苦难岁月中，师徒二人艰苦教画、艰苦学画的历程，是十分感人的。但需要指出，教与学的内容仅限于基本功，如用水、用墨、用笔，如何点染、如何勾勒、如何皴擦等等。至于画的风格，则二人很不相同。蔡是任伯年画派的后裔学人，画路很宽，画老虎、画水牛、画孔雀、画泰山和华山、画梅花，特别在画梅方面有一定的创造性。立强不然，不见他画虎、画水牛、画孔雀，他专注的对象就是他老家的山山水水，而且专注地使用大青绿法来挥洒。他对两山峡谷中间的水气(雾)也特别喜爱予以抒写。

这个悖反现象并不奇怪。在大学里，导师带研究生也有类似现象。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导师和研究生的题目完全配套，研究生的题目不过是导师题目的一个小分支。其二是，研究生和导师不配套，各干各的，但研究生仍然能从导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立强与蔡先生的师生关系，应该属于后一种。

我要说的第二部分，是有关立强的第一本画集(1989版)。这本画集一翻开，简直要吓人一跳，这里面全是一个画家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和抑制不住的企图用大青绿来加以表现的冲动。这种冲动是无可谴责的，但据说评语纷至沓来，“太野啦”。“野”有什么坏?凡·高画的云彩和树头不是也很“野”吗?对画家的这种冲动，是要鼓励而不是抑制。到立强的后面一部画集里，受到抑制果然平静了许多，但同时创造性不是更少些了吗?所以我主张，不要抑制，让它冲动下去，在冲动的过程中，它自然而然需要某些技法，自然而然需要某些传统来借鉴，慢慢地一个完整的艺术家就形成了。许多事情的过程，不就是这样的吗?

最后，提两条意见。

第一条，书名《砚边散墨》未免过分潇洒了一点，没有透露出写这部书的积极意义。这部书的积极意义是什么?它应该是，一位学艺无门的远方青年，投到一位无形中处于有罪状态的画家门下，师生凄苦教画学画的整个过程。这些，从书名里一点也反映不出来。李世嵘说：“你给他改一个。”我说：“岂敢!”一个人的名字，一部书的名字，只有这个人的父亲和书的作者本人，才有这种天赋的权威。

第二条，文章的水平极好，而这是从我个人说的。看报纸，有人说时下青年的英语水平还可以，中文水平太差。从那种水平看，应该说，深了点。里面使用的若干画家术语和带哲学味的术语不少，非常适合于我这样文化水平的人，而不适合于比我再低一码的人。

2005年3月8日，惊蛰后一日

写于兰大22楼之209室

时已临界89岁

责任编辑 鲁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