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斌

关汉卿在中国戏剧史上领军地位的确立得益于他诸多悲剧的创作和悲剧人物的塑造，尤其是对社会底层劳动妇女命运的关注和思考，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以独特的人生境遇和艺术魅力鲜活于历代人物画廊的女性形象，窦娥就是其中的经典。

窦娥善良、温柔、守妇节、尽孝道、明事理、善克制，是一个人人皆怜爱同情、对世界毫无触犯的平民女子，是一个依照传统文化和礼教塑造的贫弱女子。然而，她短促的生命流程却被社会所不容。她遭受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幸，最终被残暴的黑暗社会所吞噬，造就了感天动地的千古奇冤。纵观全剧，窦娥在思考和应对悲惨命运的时候也存在着耐人寻味的精神困惑，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伦理自觉追求的信奉、捍卫和对妇女命运归宿的不自觉的怀疑；抗争对象的游移不定；对“孝”文化认识与实现的模糊性等。

女性命运是关汉卿戏剧创作的重点，然而对丧偶女子的命运安排，关汉卿本身在剧作中也表现了无可奈何的矛盾与困惑。窦娥冤的内在悲剧成因是反对寡妇再嫁，力主从一而终，而在《望江亭·中秋切鲙旦》中却夸赞谭记儿再嫁白士中，这或许是戏剧美学类型的区别所导致，或许是关汉卿先行的创作观所产生。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儒家文化的不断浸养使社会个体对于伦理道德的认同和接受愈加深厚鲜明。社会个体的伦理本性体现得愈是自觉和突出，他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也就愈高大和凝重，就会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伦理性已成为人的价值实现的最高原则。关汉卿在塑造窦娥这一形象时，总是极力强化窦娥对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自觉接受和履行的强烈义务感。窦娥出身于儒生家庭，其父窦天章把“三从四德”当作教条来约束窦娥，把窦家“五世无再婚之女”作为美德来教育窦娥，以至于窦娥将“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嫁二夫”当作人生的第一要务，当作维系其苦难生命延存的最后价值来持守，把孟姜女哭倒长城、贞节之妇化为望夫石的教化典故当作人生的典范来尊崇效仿。当张驴儿父子逼婚时，窦娥始终告诫婆婆：[后庭花]“…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叫人笑破口。”（第一折）既对婆婆的软弱之举予以嘲讽，又借此强化自身的人生信条。但是理性意识上对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追求只能促使窦娥在行为方式上成为标准的贞节之妇，并不能埋藏和掩盖她作为一个孀居不久的年青寡妇的感情痛苦，并不能阻截她作为一个女性特有的对潜在欲望的追求。实际上关汉卿在营造“感天动地”的窦娥之冤上，着力突出的是她遭受的来自于家庭亲情方面的摧残：先是自小丧母，又是父亲离去，紧接着被典卖做童养媳，长大后别无选择地同蔡婆之子成亲，可其夫偏“又拔着个短筹”。这样物质方面的无忧和感情方面的巨大缺失造成了窦娥感情深处强烈的冲撞：一方面她自觉敬守“从一而终”的传统妇教，信誓旦旦，至死不休；另一方面，生活在感情真空中的窦娥，又始终渴望着别人对她的关心和爱怜，渴望着美满的生活和甜蜜的爱情。第一折[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三段唱词表达了窦娥内心的欲望和对自身命运归宿的徬徨和疑虑：“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诗和天瘦；”“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地久天长难过遣，旧愁新怅几时休？则在业艰苦，双眉皱，越觉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伤心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你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偢？”“剔团圆月色挂妆楼”，窦娥却哀叹月圆人不圆；张驴儿目无礼法的无赖本性更彻底粉碎了窦娥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这样，“按不住意中焦”的窦娥关汉卿现实主义的审美关照之下，还原了生活的本质真实，显示了人性多层立体的美。关汉卿使窦娥成为戏剧史上第一位具有“主人翁意志”的女性悲剧形象。

在一般论者看来窦娥是一个反抗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形象，然而当我们将窦娥与其它叛逆者进行比照时会发现窦娥的反抗对象是渐进的、冲突的，甚至是不确定的。窦娥不像崔莺莺那样，以自我果敢的行为与传统婚姻制度、家长制度产生激烈的对立；也不似李香君那样，忠于畏友，将宦官阉党视作敌对，与之坚决斗争，从而使风尘女子的人生历程具有了政治的价值。窦娥的性格构成中充满着一种对永恒正义追求的“力”，任何阻碍与破坏她生命捍卫的外在力量，都是她的抗争对象。窦娥先是严辞拒绝张驴儿的无理要求，像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女神使社会黑暗势力对她无可奈何；继而她经历了千般拷打，万般逼供，从绝望中看清了“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残酷现实，痛斥官府的黑暗、桃杌的昏庸；最终对世界的主宰——天和地，发出了抗争的最强音：“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伪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更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对封建文化世俗观念中最公正无私的事物——天、地、日、月加以否定，从而使窦娥的抗争意义更具有了普遍性的价值。但是，当窦天章将罪有应得的张驴儿、桃杌太守等绳之以法为她平反昭雪之时，窦娥却在亲历了冤屈的“感天动地”之后，一反其铮铮铁骨、指天骂地的抗争精神变成了自觉维护皇统纲常统治的卫道士。第四折唱道“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窦娥一方面对造成她生命毁灭的社会切齿痛恨，勇敢抗争，全面否定；一方面却想着国泰民安，替天子分忧，自觉地站到了残害她青春生命的一边。可见，窦娥的抗争是自发的、幼稚的，她对自己所遭冤屈成因的认识是表层的、感性的、模糊的，是随着受迫害程度的加重而变化的。先是社会恶势力的代表张驴儿父子，继之以封建官府的典型桃杌太守，最后是封建社会正统的标志天地日月。但是，尽管窦娥咆哮呼号，她也根本没有改变封建教育给予她的本质宿命——对皇权的忠诚，做天子的顺民。于是，她只能片面地认为是个别官员的腐败、偶然现象的发生导致了她的人生不幸，而从天子到庶民，从天地到百姓都显示着公理和正义，没有像她这样的人生惨剧。窦娥在第四折唱到：“今日个将行文卷重行改正，方显得王家法不使民冤。”实际上，“王家法”才是其冤的主要元凶。

窦娥形象的构成之一包含着沉重的孝女成分，对于“孝道”的认可和实践贯穿了窦娥的一生。“孝道”是儒家纲常礼教最重要的组成之一，其核心是“无违”，即不得违逆长辈之意；具体到女性，即如《谷梁传》所说：“妇人，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体现到窦娥的人生历程，就如她自己在出场时所言：“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孝服守，我言词须应口。”在丈夫死后，服侍婆婆、孝敬婆婆成为她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在公堂断案命悬一丝之际，也还是将尽孝放在首位。窦娥在第二折唱到：“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争到头，竞到底，到如今待怎的？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也，我怕把你来便打的，打的来恁的。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在生命毁灭与婆婆招打的天平上，窦娥选择了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时，窦娥死后鬼魂上场，在平反冤狱之后念念不忘的还是对婆婆的挂记，对其父窦天章嘱托到：“我可忘了一件，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可见窦娥是一位全孝之女，“三从四德”是她是主要的生存原则。但是，当蔡婆不得已将张驴儿父子引至家中，并且对张驴儿父亲表示关心时，窦娥既正言规劝又冷嘲热讽。第一折中说：“婆婆，这个怕不中么？你再寻思咱；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第二折中唱到：“一个道你请吃，一个道婆先吃，这言语听也难听，我可是气也不气！想他家与咱家有甚的亲和戚？怎不记旧日夫妻情意，也曾有百纵千随？婆婆也，你莫不为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因此上把旧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则待要百年同墓穴，那里肯千里送寒衣。”窦娥全力关切婆婆的生活，最为孝顺与周到；又拒绝婆婆的意愿，不惜顶撞，言辞激烈，这就使窦娥在“孝道”的实现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按照“顺从”的伦理准则，窦娥根本不应该去冲撞甚至反驳婆婆的主张，而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但窦娥又以贞节之观去阻挡婆婆的要求、违背婆婆的心愿。由此尽孝与叛孝的对比就明确地表现在窦娥丰满的性格中。

总之，窦娥是一个有着丰满复杂文化内涵的女性形象，她的精神矛盾与困惑正是关汉卿的精神困惑。

（温斌，包头师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