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海平　李海燕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名著，随意选取一个片段，都可以透视出其卓绝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神韵。本文选取书中第二十八回宝玉在冯紫英家与一班人作“女儿令”的片段，分析其构建的男性形象与文学创作的双重对比模式。

书中这一回写宝玉到冯紫英家小聚，应邀在座者还有呆霸王薛蟠、妓女云儿、琦官蒋玉菡。酒席宴间，宝玉提议作“女儿令”——“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原故”。于是座中各位一一作来，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贾宝玉：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

冯紫英: 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女儿喜，头胎养了双生子。女儿乐，私向花园掏蟋蟀。

云儿: 女儿悲，将来终身指靠谁？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箫管弄弦索。

薛蟠: 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女儿乐，一根往里戳。

蒋玉菡: 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合。

《红楼梦》着力描写了一个“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女性世界，然而，正像现实中的女性并非独立寄居于任何一个历史层面一样，作品也同时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男性世界：荒淫腐朽的贾赦、虚伪刻板的贾政、世俗狡诈的贾雨村、偷鸡摸狗的贾琏、猥琐狭隘的贾环、恶赖粗俗的薛蟠……当然，还有与所有男人均不相同的特殊男性贾宝玉。这一回书中人物所作的酒令虽是“女儿令”，围绕悲、愁、喜、乐阐释女儿情怀，而几位阐释者除云儿外都是从男性的视角来切入，分析女儿诸多感受。因此，“女儿令”的话语是在描摹女儿，构建起来的却是男性形象的对比模式。

薛蟠与云儿的两支酒令共同完成的是对薛蟠之流“恶男人”的刻画。文如其人，酒令在这里莫不如此。薛蟠的酒令正是薛蟠的为人写照。对于薛蟠而言，人与人之间不过只是“性”的区别而已，所以他使用的与“女儿”相对的称谓就是“男人”，“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在薛蟠看来，女儿，或者干脆说就是女人，如果不是嫁了个乌龟或是大马猴，能够肆意淫乐，那便是神仙一般的日子了。薛蟠的这支酒令除了胡拼乱凑之外就是恶俗之言，只有第三句还像回事，但那是为了衬托第四句的恶俗的。常人作诗惯用一句平起，引出一句精彩，雪芹在这里是用一句还像样的勾出一句最不像话的，的确妙不可言。这支酒令和接下来薛蟠唱的“哼哼韵”没什么两样。这就是非用恶言不足道出恶人本相，非用俗语不能写出俗人本身。

妓女云儿在酒令中使用的是“情郎”一词，与“女儿”对应，这也恰恰说明了她的身份。在妓女的眼中，男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情郎”，一种是“非情郎”，如此而已，简单明了。“情郎不舍还家里”，这就是妓女这一类“女儿”最大的快乐，可怜而又可悲。“将来终身指靠谁？”“妈妈打骂何时休！”这些话语不仅仅是一种感慨，同时也是一种手段，是从女性卑微的自怜与变相的挑逗角度吸引男性的关注与垂青。这支酒令和接下来云儿所唱的那支“我不开了你怎么钻？”的挑逗小曲刚好合拍。值得注意的是，云儿在说这两句酒令时，薛蟠总是禁不住插嘴：“我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前儿我见了你妈，还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这恰恰说明这酒令不只是酒令，同时是生活。如果说薛蟠代表着男性在两性中的粗陋与恶俗，云儿则代表着女性在两性中的卑微与狡黠。在这一场景中，薛蟠与云儿始终是“混”在一处的。因而，云儿的这支酒令和薛蟠的那一支酒令是一体两面的，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薛蟠之类恶男人的形象摹画。

蒋玉菡是唱小旦的戏子，他的话语不见得代表个人，而应代表着一般听戏者（如冯紫英）的体验感受，这正是戏子们投其所好的乖觉本领。因而，冯紫英与蒋玉菡的两支酒令属于同一个类型，完成的是对于冯紫英之类“俗男人”的描画。 “头胎养了双生子”、“夫唱妇随真和合”之类的话语不疼不痒，仅是世间一般伦理道德的浅俗注脚而已，甚至“大风吹倒梳妆楼”比“绣房撺出个大马猴”也未必高明多少。这样的酒令读后不留任何印象，就像读者对于冯紫英本人一样无甚印象，这是世间最不缺乏的一类男人——须眉浊物，他们只能对比着薛蟠和宝玉而获得存在。

宝玉的一支酒令最为精彩，将女儿的自然美、精神美、气质美尽情地展现出来，忧郁而感伤，从而反向塑造出宝玉这一独特的“好男人”形象。我们注意到，宝玉使用了“夫婿”一词代指与“女儿”相对的男性，看似与冯紫英、蒋玉菡使用“儿夫”与“丈夫”相同，但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来看，却仍有明显的区别。“儿夫染病在垂危”与“丈夫一去不回归”是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展示出传统伦理中“夫唱妇随”的和谐被自然原因或是人为原因打破的失败，并未道出个中女儿的感受，显示了说话者（男性）对于描述者（女性）的忽视。而宝玉借用的王昌龄《闺怨》中的诗句“悔教夫婿觅封侯”则是从女儿的角度写出社会对于两性的幸福的破坏带给女儿的伤害以及女儿在这种伤害之后的觉悟，体现的是宝玉作为一位男性对于所关切的女儿的理解与痛惜，其二度创造便是宝玉这一形象的树立与丰满。

曹雪芹生活于封建社会末期，这也是男权社会走向没落与解体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社会中，最不缺乏的就是丑陋的男人。因而，作者在作品中展现了一幅幅男性群丑图。作为对立面，他特别塑造了贾宝玉这一特殊的男性形象，而这一形象无疑又是虚空的。贾宝玉似乎是一个投错了胎的男人，其性格中更多女儿特质。他无意于一般男性追求经济仕途的道路，无意于一般男性支配女性、玩弄女性的生活，而是怜爱着女性、呵护着女性，体现出天使般的温存与悲悯，一曲《红豆词》，滴尽无声泪！

曹雪芹是描绘生活原生态的高手，“女儿令”不仅构建了好男人、俗男人与恶男人三种男人的对比模式，同时又像是一场文学比赛，提交了高雅的、平庸的、恶赖的不同答卷。由此，我们又可透视出世间文学创作的三个不同层面。

文学作品的价值何在？这一问题自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我们姑且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文学作为“人学”的特性来看，文学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是否体现了人性、体现了怎样的人性以及怎样体现的人性——至少能清清楚楚地为文学作品拉开档次。雪芹设计的这几支酒令有意无意之间就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评判的绝好范例。

一篇文字成为文学作品，一个基本的尺度是它承载了人性的内容。就这一点来看，薛蟠的“作品”充斥着无稽之谈与恶俗之言，荒诞着人的存在，亵渎着人的尊严，毫无“人性”可言，自然会被剔除文学作品之列。而其他四篇酒令则顺利通过初选，进入“文学作品”行列。

从体现的人性内涵来看，薛蟠之外的四篇酒令又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云儿的酒令体现的是封建时代妓女的体验感受，是卑微的、可鄙的，可以讨好封建时代的无聊男人，却不能赢得读者持久的认可，因为其表现的人性内容只是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历史的发生了变化了的人的本性而已。其他三篇内容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表露的是人对于美好、和谐、幸福的诉求，可以赢得读者的一致认同，因为其表现的属于人的一般本性了。就此，这四篇酒令又有了明显的高下之别。

宝玉的酒令与冯紫英、蒋玉菡的酒令虽然表现的都属于人的一般本性，但表现的方式又有天壤之别，文学的形式美又为它们带来了高下之分。蒋玉菡的酒令虽然比冯紫英的略好些，至少文字全通，但说到底大同小异，并无本质区别。这类平庸之作雪芹偏偏作了两个，大概是说世上这类无聊之人和无聊之作是最多的吧。宝玉递交的是真正的好作品，在俗世偏属凤毛麟角，而且无人喝彩。薛蟠听不懂是很正常的，至于众人只评价为“说得有理”，可见也只是听懂而已，谁会真正理解并在乎宝玉的这颗悲悯之心呢？看来这位浊世公子注定要归于寂寞，而这也恰恰是文学的命运吧。

（仇海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海燕，石家庄市第二职业中专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