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辰

杨伯达，我国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古玉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他首开我国玉文化研究之先河；首先质疑景泰蓝之“身世”，指出景泰蓝非中国之先创；首次对清代院画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使许多珍贵字画重现光彩；他还在雕刻、玻璃器、金银器、珐琅器及鼻烟壶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如今这位年逾古稀的“玉”学泰斗，依然对他所钟爱的“玉”事业兴会淋漓，乐此不疲。

梅辰：中国人对玉近乎偏爱，人们把天帝称为玉皇大帝，把月宫中的兔子称为玉兔，为什么中国人对玉如此崇拜呢？

杨伯达：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古人认为他们的生存、他们所获得的物品都是由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保佑他们，慢慢地他们就把这种无形的力量具象化，最后发展到有了神灵的概念。人们认为要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部落，就必须祈求神灵的保佑，于是就出现了巫，由巫来完成事神的任务。巫拿什么来事神呢？她就拿玉。为什么她要拿玉？根据《山海经》中记载，人要维持生命就需要吃果实，吃肉，黄帝则需要吃“玉膏”，而天地、鬼神就吃玉。对于人来说饮食是第一位的，古人打猎、采摘都是为了满足饮食的需要，所以巫认为神也像活人一样是将饮食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巫就给神送去它最爱吃的玉，以玉事神。这种解释目前看来也符合考古学的发现，史前时期墓葬出土的很大一批神器就是用玉做的。所以玉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它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玉质神器的出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另外，人们把玉奉献给神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稀有，蕴藏不丰且质优，其中100%的玉称为“全”。所谓“全”就是一点杂质都没有的玉，是最纯的玉。它的颜色是白的，所谓洁白如玉就由此而来。最好的玉就是全玉，过去只有皇帝才能用全玉。

梅辰：但是好像西方人佩带玉饰的并不多，他们似乎更钟爱宝石？

杨伯达：玉和宝石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分水岭。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找到一个具象的东西来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来代表他们的文化、情感、理念和传统……远古时代，人们在用石器做工具时发现玉比一般石头优越美观，玉含蓄坚韧，温润莹泽，它既不像宝石那样清澈透明，一眼望穿，也不像石头那样浑浊不透，坚硬干脆，它含蓄内蕴，生动而富有灵性，这些都与史前人们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内涵相吻合，为文明时代华夏民族所继承。我认为玉就是我们的祖先找到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性格、文化和理念的物质载体，所以说中国人喜欢含蓄祥和，属内向型，而西方人喜欢透明，一目了然，属于外向型的。这就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

梅辰：我们常说“君子如玉”，人们为什么会拿君子与玉相比较？

杨伯达：儒家学说宣扬“仁、义、礼、智、信”，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仁，人们敬仰那些“仁者爱人”的人，把他们尊为君子，而“仁”的核心就是德。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就是把德与君子联系起来并追溯至远古。玉就代表德，德就物化为玉，玉德就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那时有德的人都随身佩带玉，时时以玉的品德来约束自己：“君子就是玉，玉就是君子。”后来人们就继承和发扬了“君子如玉”这个说法。

“我刚进故宫时，老院长吴仲超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清代玉器，当时大概看了一万多件吧。到后来真正走上玉器研究之路，我认为完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社会的推动。”

梅辰：您是怎么想到要搞玉器研究的呢？

杨伯达：实际上我在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1948年毕业后我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并开始学习中外美术史。由于经常出国办展览，我逐渐又对博物馆学发生了兴趣。在调到故宫之前，我是搞博物馆学的，当时我在博物馆学上算是有了点成绩吧，要不我也不会顺利地调入故宫。1956年我刚进故宫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老院长吴仲超对我说：“辛苦你了”，意思是我要来挑担子，出力，把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工作搞上去，提高其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更好地为广大观众服务。我被安排在陈列部做副主任，唐兰先生（著名学者）是主任，部员有许多都是大名鼎鼎的权威人士，像陈万里、罗福颐、徐邦达等专家学者。

吴院长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整理清代玉器，搞清楚哪些可以外拨，哪些需要自留。我们那时也谈不上什么研究，只是挨个看，挨个整理。当时大概看了一万多件吧。我看得比较细致，基本上对那些清代玉器做到了稔知于心。

到后来真正走上玉器研究之路我认为完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社会的推动。70年代末期，社会上开始有了了解玉器知识的需求，于是国家文物局就指派北京市文物局面向全国举办一个玉器鉴定培训班，派给我的授课内容是讲隋到清的玉器鉴定。后来我又参加了《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分集、《中国玉器全集》的编纂工作，我任主编。从编书一开始，我就在玉的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很多问题就是这样边研究，边编辑，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和这么多年的研究，我对玉器的认识就既不是1956年整理清代玉器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编玉器分卷时的一知半解，这时对玉就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功力和认识水平。

梅辰：《春水》、《秋山》玉可以算是您的“代表作”了，这是您最得意的一次鉴定吗？

杨伯达：也谈不上是最得意的一次鉴定，只是说它为传世玉器的研究鉴定摸索出了一些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让我感到欣慰的。

当时故宫有一大堆既没有定名、又没有年代、也没有说明功用的玉器，总数不详，当时我看到这些玉器时就觉得它的图案像是鹰在捕捉天鹅，充满着纯朴的山林野趣和浓郁的北国风情，极富画意，宛如宋画一样形神皆备，匠心独运。从形象的视觉效果看，它的背景有塞北的风格，至于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雕琢这种形象的玉器，整个来说都不清楚，这只是形象上的一些感官认识。那么我就想如果能对它有所突破的话，就解决了这些玉器的归属问题。

首先第一步，我在出土文物中去找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因为出土文物是有年代下限的，比如说青铜器，一般来说青铜器上面都会有铭文，或者也可以从出土墓葬的年代加以推断，这样就可以类比出玉的年代。我去了赤峰、阿城等地考察，结果就在阿城发现了铜的天鹅，形象上与玉的天鹅很接近，感觉它们是同一时代的东西。那么这就提示我们可以从考古材料中去找证明，从出土文物中去类比年代。

第二步就是要用文献来证实。我查资料、查古文献、查《辽史》、《金史》及其《本纪》等，在文献中，我就看到有关契丹族“春捺钵”（捺钵：契丹语打猎）、“秋捺钵”的描写，《辽史》中关于“捺钵”的记载很多，待我查《金史》的时候，它开始还写“捺钵”，到后来它就直接写“春水”、“秋山”了。中国文字的概括能力太强了，《春水》、《秋山》一下子就概括出了季节的特征：春天，水是环境，春波荡漾，水天一色；秋天，山是环境，秋高气爽，山峦滴翠，这是多么美的自然景色啊！后来我又查专门记载皇帝大事的《本纪》、《舆服志》，其中的记载特别提到皇帝所佩的玉带是《春水》、《秋山》饰的，因为在过去，玉都是皇族才能佩带的饰物，那么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所以我说要到古文献中去探寻。

《春水》、《秋山》玉这类玉器的研究方法，前人并没有传给我们，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去摸索，我的经验就是一个学者要想研究问题，就要从古文献中去找证据，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

梅辰：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故宫的玉现在是不是都已名实相符了？

杨伯达：故宫的文物号称百万，其中的问题你不可能全部都给它解决，只能解决一批是一批。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故宫仅玉就三万余件，能解决一部分也算是一点贡献吧。

“经过这些年的经验教训，我现在已经宣布不再做鉴定了，因为我一说真话连朋友都没的做了。”

梅辰：您现在真的是一点鉴定都不做了吗？

杨伯达：通过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我已经宣布不再做鉴定了。因为假如我不做鉴定，大家还可以维持一个好朋友关系，我一说真话就连朋友都没的做了。（梅：这么严重？）因为现在市场上的玉几乎不见什么真东西了，基本上是这么个局面，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说一件真货没有，但很少，大部分是假的，你就是花几十万、几百万买的东西也不敢保证是真的。对外应该说是关门了，对个别的几个收藏家朋友我还是会给看的。

梅辰：您告诉了他事实真相，他应该感激您，怎么会朋友反目了呢？

杨伯达：因为他是一个具体的人嘛。人就会有利益问题，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如果买了假东西，那他就会付出巨大的损失。他当然不希望你说是假的了。

梅辰：如果遇到假的，您怎么说？

杨伯达：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如果他还没买，那么在让他保密的前提下，可以告诉他真相；如果他已经买了，那我就封门了，绝对不接待了。不然的话，本来还是朋友，看过之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梅辰：如果是来自领导的、官方的呢？

杨伯达：官方的就公事公办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实话实说呗。如果是私人关系，以前我都是说实话，但是结果很糟糕。所以我现在就基本上不介入此干系了。

梅辰：有昧着良心做鉴定的吗？

杨伯达：我相信是有吧。

梅辰：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最有名的玉要算是“和氏璧”了，昔日“秦昭王愿以15城得楚‘和氏璧一块”，那么迄今为止中国最价值连城的玉仍是“和氏璧”吗？

杨伯达：“和氏璧”价值连城，历史上是这么讲的。现在来看，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玉琮王”应是国内最顶级的玉之重器了，属于国宝级的！

梅辰：它现在存在哪里？

杨伯达：在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看着盈满四壁的书籍，我对先生说您这儿不像个家，倒像个博物馆的办公室。先生笑答：“实际上我们这代人真正有家是在离休以后，我以前在故宫工作时每天午、晚两顿饭都在故宫吃，别人只吃一顿午饭，我是晚饭前先到图书馆把书借出来，吃过晚饭后我在办公室继续看书，很晚才回家。我爱人也是这种工作状态，两顿饭都在单位吃。五年前她因病去世，这个家就更像办公室了……”

一块璞玉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瑾瑜，是因为靠经年流水不断地冲刷打磨，又经岁月的千锤百炼始得其美。人生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