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林

杨献珍作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工作实践中，在唯物辩证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极“左”思潮泛滥，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历史时期，杨献珍通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立足中央党校讲坛，对“左”的思想政治路线和诸种表现进行无情抨击，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品格和人格风范。

杨献珍1896年出生于湖北省郧县安阳镇的一个世代手工业者家庭。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 1920年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英文助教。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汉第三区区委委员参与领导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献珍在武汉被捕，经社会各界人士营救，1929年7月在国民党监狱关押近2年后获释出狱。9月，杨献珍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沪滨书店任编辑、党团成员，开展地下工作、编书、翻译。

1931年，杨献珍在华北开展政治情报工作时不幸被捕，关进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杨献珍托看守买来外文书刊，翻译后在监狱各号子里秘密传阅。他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论民族问题》、《社会主义与战争》等经典著作，以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的报告、《国际通信》所刊载的共产国际文件和国际共运信息。使一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史称“狱中红色党校”。

1936年9月出狱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组成以薄一波为书记，杨献珍等参加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公开）”，在当局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阎锡山任命薄一波、杨献珍为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室秘书。1938年春，杨献珍调任山西第五专署任秘书主任、党团成员。1940年1月，杨献珍调到北方局任秘书长，并在北方局党校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了揭露阎锡山屠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罪行的战斗檄文《论山西十二月政变》。1945年1月，杨献珍到了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主任。4月，他作为华北地区候补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1月，杨献珍任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1948年夏，杨献珍调中央政策研究室，参加筹办马列学院工作。马列学院成立后，杨献珍任教育长。1953年2月，杨献珍任马列学院副院长。

1955年8月，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献珍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在党校讲授《什么是唯物主义》，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科学奖金委员会委员。杨献珍撰写了影响深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提出我国的经济基础是包含五种经济成分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观点,反对“单一经济基础论”。1956年8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献珍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5月，递补为中央委员。他对康生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最后标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以毛主席著作为纲”，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杨献珍撰写了系列文章，多次发表讲话，对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左”的表现展开严厉的批判。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杨献珍遭到公开批判，被降为中央党校副校长。1961年初，杨献珍去陕西、新疆调查研究，11月，他结合西北考察实际，以《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为题讲课，从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秉公直言，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1963年2月，杨献珍针对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割裂事物有机联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指出“一分为二”、“合二为一”都是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方法，不应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康生攻击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是修正主义的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文化大革命”中，杨献珍遭到残酷斗争，在监狱中被关押8年，流放到陕西3年多。杨献珍在狱中写了大量的抗议书、申诉书，坚持、阐述自己的观点，批驳极“左”思潮。这些论文、书信后来收集在《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中，并被国外研究杨献珍的专家翻译成英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亲自关心、过问下，杨献珍得到了彻底平反。1979年1月，杨献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顾问。1982年9月，他参加了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不顾年事已高，奋笔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竭力肃清极“左”思潮影响。他在学生的帮助下，出版了近200万字的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杨献珍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有人专门撰文研究杨献珍，并予以高度评价。

1958年夏季，以高指标为特征的浮夸风在全国蔓延滋长，从上到下弥漫着追求高指标的虚幻激情。全国很多地方按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指导思想来制订计划。于是，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和浮夸风愈演愈烈，难以遏止。11月19日，杨献珍一针见血地指出：“大跃进中，一些人也冲昏了头脑，他们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做事情不要任何条件，那就是无条件论。没有一定的条件，这个事情就不能做的。……办任何事情不讲条件就是唯心主义。有些人只凭热情去做事情。有一个合作社，计划在几年内抛出一个10万斤的‘卫星上天。这就是无条件论。抛卫星上天，好像不需要任何科学知识。有的地方搞试验田，要求亩产120万斤，还有的是几十万斤的试验田。我们有些同志对数字的概念模糊得很。有一个地方提出几天以内要炼出几百万吨钢，人们问他们能不能保证？他们还说能够保证哩！究竟120万斤麦子有多大一堆，不知他们想过没有。这些胡思乱想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为了遏止、清除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的恶劣影响，杨献珍不顾个人安危，于1959年6月9日、19日在全国文联学习会上发表《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讲话；1959年6月12日在和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座谈时发表《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讲话；1959年7月29日在中央宣传部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发表《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谈话。这三篇文章被理论界称之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声讨假共产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战斗檄文”。在当时的情况下，说实话、讲真话是有风险的，杨献珍敢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左”的表现、失误进行思想理论批判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康生、陈伯达在中央党校对杨献珍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批判，上升到反党、反毛主席的高度，并把杨献珍降为副校长。杨献珍的这些正确思想，实话、真话对党中央纠正大跃进“左”的错误，提出改正对策产生了积极影响，1960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1962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上毛主席对杨献珍说：“听说1959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了批判，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毛主席对杨献珍的学术思想给了正确评价，认为对杨献珍的批判是错误的，应予甄别平反。

建国以后，国内一直存在着“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两种认识。它关系到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与如何发挥上层建筑作用的问题。“单一经济基础论”是根据斯大林的观点，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指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即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分配形式三者的总和。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是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才是上层建筑。根据這一公式，我国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小农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与他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对立统一。

1955年6月杨献珍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思想。文章认为，经济基础是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在我国现阶段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与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复数和单数的根本区别。在几种经济成分中，只有占统治地位的国营经济才能表征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治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上层建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指导着中国社会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以此积极帮助社会主义“基础”形成和巩固。实践证明，过渡时期和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都是综合性的。过去受“单一经济基础论”影响，实行“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基础是失败的。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打破单一公有制经济的藩篱，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实质上是对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充分肯定，证明了杨献珍对我国经济基础的认识是符合国情的真理性认识。

杨献珍对于“合二而一”的研究，最初是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开始的，他说：“这个‘合二而一怎样感染了我，是经过了一个不甚短的认识过程的。”1956年，他在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时，看到“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因为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出来了。”从此，杨献珍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前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分为二”，后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合二而一”。两者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

1961年11月，针对现实生活中在政治上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经济建设中“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只讲统，不讲分；只讲取，不讲予；只讲购，不讲留；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思维方法；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等错误倾向，杨献珍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是认识的规律。学会掌握对立面的统一的规律，是为了学会科学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学会把两个思想联系起来的能力，学会掌握克服片面性的武器。”“学会掌握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法方法，把两种思想联系起来的方法，‘是—否，否—是的方法。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干部，必须学会用辩证的方法去做工作。”如何克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发扬中国的辩证法思想，引导干部学会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指导工作，就成为杨献珍着重思考的问题。1963年后，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课时，多次论述了他的“合二而一”思想。他指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方法。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使用过“合二而一”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如马克思写的《资本论》、马恩合写的《神圣家族》中也有多处提到‘合二而一，或‘合二为一地方。”可见，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是对中外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杨献珍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方法。“合二而一”思想的提出是对当时思想上只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排斥矛盾的统一性的形而上学倾向和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一种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坚持和捍卫了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科学性。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作为一个科学的哲学命题，作为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化的一种表述，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对新时期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还强调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一国两制”的思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等等。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这些都蕴含着“合二而一”的辩证法思想，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摈弃了“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合二而一”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放射出科学思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