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有云简介：邹有云：男，汉族，1955年6月生，江西永修县柘林镇黄岭村小学太阳山教学点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2004年教师节期间，江西省教育厅对他的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和重点宣传。

我来自太阳山，江西省永修县一个偏僻的教学点。

多少年来，我们的山乡闭塞、落后、贫穷，山民们祖祖辈辈缺少文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要找个记工分的人都很难。1972年，我从江西共大云山分校毕业，回到家乡，深感要改变山区的面貌，需要靠知识把沉睡的山乡唤醒。1974年初，我成为一名山区小学的民办教师。本来，我可以一直在条件较好的村小工作，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村小走向大山深处的教学点。

一天，我看见一名正在河边洗衣的妇女，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吓唬说：“如果不去上学我就淹死你。”那女孩哭着说：“淹死我，我也不去上学。”原来那女孩刚读一年级，因为上学路途遥远，只去了一次就说什么也不肯去了。

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太阳山的孩子们到村小上学，每天要翻过3个山头，山路崎岖陡峭，一个来回就是30多里，别说是年幼的孩子，就是大人也吃不消。一到库区洪水季节，道路被淹没，孩子们就无法上学。有些孩子每天要先坐20分钟竹排，再走十几里的山路，安全更让人担忧。所以，许多适龄儿童上不了学。

难道太阳山的孩子，只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永远被阻隔在大山深处吗？我也是大山的儿子，我应该为父老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要让山里的孩子都知书达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1974年秋，大队同意了我的请求，我离开村小，走进太阳山，办起了教学点，开始了我平凡而又艰苦的大山深处的教学生涯。

教学点开办之初，只有12名学生。也许是因为贫穷，也许是因为村民的观念问题，有些适龄儿童没有来上学。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偷偷趴在窗外听课。下课后，我找到那个女孩：“你这样喜欢读书，为什么不来学校上学？”我这样一问，她伤心地哭起来，说爸爸妈妈不让她读书。当天夜里，我找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劝她的父母送孩子上学。可这位父亲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不读也罢。再说，家里也困难。”我连忙说：“话可不能这么说，男孩女孩都是宝，关键要把书读好。你就忍心让女儿跟你一样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吗？以后就是当农民没有文化也不行。这样吧，如果是钱的问题，我给你垫上，你明天就送女儿来学校吧！”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这学费一垫出去，收回来有多难。我挨家串户做工作，学生猛增到40余人，做到了该上学的“一个都不能少”。

孩子們早上出门至傍晚放学回家，这一整天都交给了老师照管。学生上学时衣服被雨水打湿，我就生火帮他们把衣服烤干再上课;遇到下雪，在接送学生的路上，我总是走在前头，当“开路先锋”;遇到库区涨水，我就翻山越岭把孩子接到学校，放了学再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家里。

面对一群质朴纯真的山里娃，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帮他们剪指甲、梳头，教他们洗脸、洗手，还不断地告诉他们要讲卫生，爱整洁。就在这天长日久的唠叨中，孩子们的衣服干净了，手上的泥土不见了，回到家里，看到大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也开始做工作了。山里民风强悍，常常是小孩打架大人助阵：“哪个打你，你就打他。”学生高山，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喜欢打架，结果是“小孩争斗不记仇，大人反倒成对头”。我一次次调解，教育学生，也做家长的工作，讲为人处世之道。高山进步了，大人和解了。山民们都说：“还是读书人强，懂的就是多，办法就是灵。”

虽然地处深山，但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每年都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坚持召开中队主题队会，办好班级墙报，把一个山沟里的教学点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山民的喜爱。

太阳山教学点是那种典型的“一师一校”模式，在山民们的眼里，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既是管理员，又是炊事员;既是保姆，还是维修工。在村小当老师，我只要教一个年级的课程，而在太阳山却要教4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进行复式教学，工作量增加了许多。我的生活像一只座钟，每天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早晨不到6点起床，我和妻子一起挑水、喂猪、洗衣、做饭，料理好体弱多病的父母。7点钟带着本村的几个孩子出发，翻过3个山头，走8里山路赶到学校。上午4节课，中午先给几十名学生热饭，接着自己做饭，然后抓紧时间批改作业、备课，有时还要到山林中去打柴。下午3节课，到4点钟放学，再带着本村的学生往回赶。到家后，抓紧时间干农活，直到天黑才进屋。吃过晚饭，又得准备第二天的课。每逢农忙时节，我常常是和妻子一道，在月夜里割稻子、耕田、耙田、拔秧、插秧，一天下来的确是很累。

常年在山路上来回奔波，我不知道磨穿了多少双解放鞋。一个学年下来，大约要走1600多公里，30年，我算了算，足足走了4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有一年，母亲瘫痪在床几个月，而且病情不断加重，家里双目失明的父亲也需要照顾。我只得利用中午的时间赶回家中，侍候两位老人吃完中饭，再赶回学校上课。这样我每天需要来回走32里的山路，真是精疲力尽。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头晕，一下子栽倒在地，昏迷过去。过了半晌才苏醒过来，用手一摸，只见满手是血，这才知道额头上磕破了一个大口子。第二天，很多村民要我到山外去缝合伤口，但我哪里有时间去呢？我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课啊。

1984年，太阳山教学点上“人丁兴旺”，学生数增加到47人，年级增加到4个。我实在忙不过来，决定说服妻子来教学点帮忙。我的话刚一出口，妻子就来气了：“丢下家中一大堆事情谁来管？我们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去？”等她气消了以后，我还是耐心地说服她：“为了太阳山的孩子，我们就多做一点牺牲吧。”妻子被我对事业的这份痴情所感动，终于来到了太阳山上。从此，教学点又多了个忙碌的身影，孩子们又多了份母爱的温馨。妻子在教学点协助我工作整整20年，从没领取过任何报酬。

不耽误学生的课，是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责任心，也是神圣的职责。30年来，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也没有请过一天事假，因为教学点就我一个教师，我一离开，学生就要停课。1984年，我两岁的大女儿得了肺炎。我让妻子请乡村医生给她打针、吃药，但不见效。我想等周末再带她去大医院治疗，谁知病情恶化，女儿突然离我而去。我抓住孩子渐渐变凉的小手，叫着她的名字，心如刀绞。1985年，二女儿又患骨髓炎，我在尽力为孩子治病的同时，没有缺一节课，等到暑假才带她去外省的专科医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