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橹

我不知道香港大量的蛊惑仔电影是怎么来的，那种在街头暴走飙车，拳打脚踢根本就属于练身，动不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才是玩真的，动不动一块板砖拍在头顶，把对方给拍死在墙角的少年飞车党们，他们所呈现的少年暴力，他们所展示的人之初的残酷生命状态，也许并非是一种电影剧作的原创吧，我想，应当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虽然少年暴力更多的是呈现在电影上，可是你得承认，它确实存在于身边的生活里，而且问题至深几乎无法解决。

关于这个问题，我跟我的朋友讨论过人性，人性到底天生是善，还是生来就是恶的？

一开始我认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孔子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而我的朋友，却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孩子是最自私的，刚出生的小婴孩表现在生理上的特征你能看到人性最为自私的一面。而读书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脱离动物本性，变得懂礼貌，变得人情味起来，要不然“文明”这个词是怎么来到的呢？文明是经历了“原始”以后才慢慢形成的，所以，文明是一种后天的东西。人，也是这样，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文明。所以，我的朋友认为，人性本恶，后天的教育才变善。

我听了这个观点，说不出话来。首先我不愿意承认他是对的，因为我不愿意承认“人性本恶”这个观点。说人天生是恶的，要承认这件事得有足够的勇气。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的《天生杀人狂》，英文题目是NATU-RAL BORN KILLERS，这个题目是有着可怕的涉指的，说人的天性，就是天生杀戮。

天哪，如果真是如此，我不得不相信，人类就是一个原罪的生命。人活着，是要赎罪的。

可人性天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大部分宗教的精神，是有着人道主义的色彩的。人类需要宗教，表达了人类需要善的愿望。我想，在宗教里头，应该是有着对于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的研究的吧，可惜我并未认真读过任何一本经书。

生活真实的部分击倒了我们对世界的判断。《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它冷锐的力量，给人一种彻骨的灰暗。

在那个六十年代台湾某中学的夜间部，分成那么多帮派，十几岁的少年在夜间互相残杀。小公园帮，是台湾公教人员的子弟，眷村帮，是中下层军官和经济地位低下家庭的子弟。小公园帮的集会场所在冰店，唱摇滚乐。眷村帮的大本营在弹子房，吵吵轰轰的打弹子。两帮杀将起来，大人该有的事他们全都有，一个清秀女生，辗转于各帮老大之间，各帮老大为了“泡MISS”也杀将起来，没有一个人是用真实名字称呼的，太保太妹们都各有各的绰号，于是，眷村帮的老大“山东”将小公园帮的老大“哈尼”推倒在一辆飞奔而过的车轮底下，杀死了他。而老大“山东”，也在一个雨夜被复仇的小公园帮杀死。

孩子们在夜间部不上课的时间里杀来杀去的，这中间贯穿的，是一个本来好学的，不入帮派的好孩子，就是张震演的小四。

小四爱上了漂浮在各个男性之间的小明。可跟随着女佣母亲辗转在各个男性家庭之间的小明，可没那么专注于爱。对她来说，爱情就是依靠，就是寻得保障。可这个世界永远不安全，所以，她得不断地漂浮，寻找自己新的依靠。直到最后，小四将女孩堵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上，在初恋的绝望之中，用刀刺死了她。

七刀。女孩当场死在牯岭街。这是发生在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的真事。那一年，导演杨德昌十四岁，在同一所中学的夜间部初二读书。

城市里的现代派，杨德昌，把影像的风格完全放在光与黑夜的处理上。总是夜景，总是让少年打着手电筒光在人的脸上扫来扫去，蜡烛，停电，这些光的因素，在黑夜的街头墙角，总是有一种不安定感，一种危机感。杀人，成为帮派少年们解决矛盾最简便的手段。

就像是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考尔菲德似的那一群城市里的愤怒少年，单纯而又悲剧性地演绎着他们眼中的英雄主义。而这种幼稚的青涩的英雄主义，最终在成长的轨迹中被残忍地抹去了，在成长中，一些少年，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另一些少年，度过了街角的幽深的黑暗，渐渐走上了一条正常青年在芸芸众生中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