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刘　震

2004年6月30日《党史信息报》“镜”5版上刊载有一篇题为《孙维世之妹孙新世千里寻母》(以下简称《寻母》的文章，笔者读了之后，发现有多处史料失实，不像是作者采访写作，而是根据有关资料编写之作。

笔者由于工作关系，曾十余次见过孙新世教授，其中有三次在她家中长谈，两次与她老人家共进午餐，因此比较了解孙家的事以及孙维世、孙新世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

《寻勘第二小节中说，“母亲任锐……将最小的女儿托付给孙炳文的好友黄志炬”……“长大后，称黄志炬为爸爸”。其实，孙炳文的这位好友同时还是孙炳文在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同学，且与孙炳文是襟兄弟，即黄志炬的妻子也是孙维世的嫡亲姨父。

《寻母》第四小节中说，“据龚澎回忆，她找到中南海新华门，恰巧在门口碰上了邓颖超”。这也与史实不符合，因为龚澎当时还在香港，并没有随船北上。而这一事实是当时随邓颖超外出回中南海的何谦(已故)和孙新世两位当事人对笔者讲述的，远在香港的龚澎怎么会知道呢，

《寻勘第七小节中说，“因为她姐姐是周恩来夫妇带大的，孙维世一直称周恩来夫妇为爸爸、妈妈”。这也不符合史实。孙炳文同志牺牲后，孙维世是跟着妈妈任锐在上海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她是16岁时随哥哥孙宁世(后改名孙泱，“文革”时期被江青迫害致死)前往武汉找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因此不能说她“是周恩来夫妇带大的”。她叫周恩来夫妇爸爸、妈妈，是因为1938年邓颖超写信给孙维世妈妈任锐同志：“我和恩来商量了，拟把维世做我们的女儿，我们将会像对待亲生女儿那样，把她教育培养成人。不过此事不仅要你同意，还要征得维世本人同意。”后来，任锐、孙维世都同意厂，这才有了孙维世叫周恩来、邓颖超爸爸、妈妈这回事。这也是孙新世教授在她北京家中亲口对笔者讲的。

《寻母》一文最后一小结说，“孙新世到北平后住校读书，假期也多是和姐姐孙维世一起过。姐姐成家后，她就不好老打扰了。周恩来、邓颖超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提议让她住到西花厅来”。这一史实也不對。1994年至1998年笔者主持淮安仿建西花厅的陈列布展工作，曾上百次进入西花厅，并找到过当年在西花厅工作的何谦、成元功、韩福裕、马列和孙新世等二十多人。他们都告诉我，孙维世当年就住在西花厅最北面的一进院子东厢房，靠周恩来、邓颖超卧室很近。那时住西花厅的周恩束亲属还有周恩来二弟媳王兰芳，侄女周秉德、周秉宜，侄儿周尔辉、周秉钧等。1950年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后，住到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宿舍楼上，孙新世在西花厅又住了一段时间。

历史是由事实“写”成的。一个从事革命史实写作的人更应谨慎，千万不能把谬误传给后人，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