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滨

老莫伴随了我的一生，它在前进，我也在前进，几乎与历史同步，我与老莫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父亲是当时原料部的，专门负责接待苏联专家，现在叫前苏联了。专家经常邀请我们到老莫。我第一次进老莫时也就十一二岁吧，跟同学一说，我们班40多个同学简直像听天书。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我带他们才敢进去的，他们回来一两个星期兴奋劲都没有过。那个时候进老莫是一件神秘的事情。

我们家吃老莫的传统其实是从上一代开始的。我母亲就有俄罗斯血统，对俄式西餐感情很深。当时我父亲月工资挣100多块，我母亲是对外贸易学院副教授，也就是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一个月挣180块，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和毛主席的工资差不多。

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老莫，感觉吃西餐比吃中餐要更亲近一些。其实文革前老莫大部分是高知去，高干很少去，他们都是从抗战、解放战争走过来的，除非是有外事活动，否则更习惯吃中餐。后来去老莫的人成分改了，会吃不会吃，敢吃不敢吃，都来了。惟一值得欣慰的是，老莫还是保留了一个高尚的氛围，这里没有划拳行令，大声呼和的。

吃老莫，其实就是吃回忆，吃氛围。

1973年，我陪同爱人来“老莫”，爱人是第一次光顾，很兴奋，我借机确立了我俩的终身大事。1975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刚会走路，我们一家就去“老莫”，没想到女儿太小，不懂事，蹲到餐厅地上就“方便”起来。我们一家人大惊失色，我满脸通红地抱起女儿就跑，从卫生间回来不停地向服务员抱歉，女儿却没事儿似的跑来跑去。万没有想到，1992年，女儿从职业高中毕业，分配到了老莫做服务员，我们一家人常常开玩笑说她是从小“扎根”到了“老莫”。其实女儿分到老莫，一开始我还不太高兴，毕竟是服务性工作；可是女儿很争气，一直挺努力的，还考了高职，如今已经是值班经理了。这也是我们一家三代与老莫的缘分吧。

听说老莫现在也打算实行会员制了，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老莫曾经给北京的中、老年一代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相信也将给新一代带来更多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