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爱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是一个由中外人士组成的、以赈济自然灾害为宗旨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其前身为1920年为赈济华北旱灾而成立的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1921年11月，上海、山东、天津等地的华洋义赈会联合组织成立。1941年底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其活动被迫中止，1945年9月在重庆组建临时执委会，1949年7月宣告解散。与一般慈善组织不同，该会将“建设救灾”、“防灾救灾”作为赈济的主要指导思想并付诸于实践。

树立积极赈灾的思想，构筑赈灾支持网络

中国自古天灾频繁，每有灾害发生，民间虽参与赈灾活动，但多是消极的施舍，往往临时募集赈款或赈品，施放完毕即宣告结束，没有什么赈灾、防灾计划。华洋义赈会认为多数灾民都是“具有健全人格的生产者”，单纯地施舍只能暂时维持灾民的生命，甚至可能养成其依赖心理，赈灾应从恢复其生产能力入手，“注重积极的建设，所谓建设救灾主义是也”。其内部机构设置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如总会作为办赈总机关，其下设有工程水利、农利、森林、移植等分委员会。考虑到自身经济实力，该会确定赈济范围“以天灾为限，不及其他。盖天灾方面如匪患、兵燹或其他原于政治之事变，自有政府或红十字会负责”。

该会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调子：赈灾救难，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绝不能带有政治色彩，与政府只有赈灾方面的联络，如赈粮运输、工赈项目规划、社会募捐以及赈灾区域划分等尽量同政府“协商办理，以资遵循而免抵触”，或者提出赈灾建议供其选择。1924年，全国十余省发生水灾，该会认为“非得政府特款，不易济事”，但北洋政府却无款可拨。该会乃奔走于外交团与中国政府间，协商开征海关关税附加赈捐，次年获得成功。当时中国军阀割据，为避免政权更迭给赈灾活动造成不利影响，该会“时时保持其超然于政治之地位”。赈灾的非政治化原则，不但使该会能在全国各地从事于查灾、放赈活动，而且也赢得了不同政权的支持。北洋政府无论，即使政治统一的南京政府也明确表示，该会应于赈务“当仁不让，努力进行”，1931年江淮水灾时，曾将小麦5万吨交其办理农赈；抗战初期，该会仍在沦陷区从事赈灾活动，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6年，该会又欲进入山东等解放区开展赈灾活动，也曾经得到解放区政府的许可。

该会在组织上以及赈灾活动中坚持开放主义，不管是政府官员、驻华外交官，还是社会、宗教人士，只要热心赈务或具有一定的技术，就尽可能吸收其参加。该会虽与各地的教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其赈灾活动基本上贯穿了非宗教化的原则，不以信教与否划分救济对象，不以赈灾为传教手段，这样既可以整合西方各教派在中国乡村已有的救济网络，也避免了社会各界的反感。同时该会还与有关的社会团体或个人保持联系。如与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合作培育粮食作物、改良美国“脱字”棉种等。赈灾时则招集当地民间团体以及乡村领袖，统计受灾面积、灾民数目、商讨赈济方法等、然后汇交负责机关，按灾情轻重缓急，统筹施赈。该会赈款主要来源于募捐，但又不是依赖社会名流，而是开展声势浩大的募款运动来筹集。如举行水旱灾纪念日、全国集募赈款大会等，以“声动中外人士观听”，编制各种建设救灾刊物，“说明建设与救灾之关系及其对于国计民生之利益，”商请各大报纸、杂志登载灾情；派员携带幻灯向学生讲演灾情，向国外通报灾情，以“期博同情赞助”。该会的宣传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但得到了国内各界的同情与捐助，而且也引起了国外的积极回应。如1927年至1929年间，华北地区旱灾严重，该会通过报纸、电报等将灾情向海内外披露，结果引起了海外的“热烈同情”，纽约还专门成立了华灾协济会，并派人专程来华调查，其他如巴黎红十字会联合会、日内瓦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日本赤十字会等均表示赞助。

推行工赈，防灾减灾

华洋义赈会认为急赈属治标之举，既不经济，又无助于防灾，只有灾害突发才办理急赈，如开办粥厂、施放钱粮，救济老弱病残妇孺等无力自救之人，至于青年劳动力应接受以工代赈。该会施赈规定，除了妇孺残废老弱之人外，其他都应从事于相当的工作，按工给资。凭借灾民之力修建公益性的工程，既能赈济灾民，又可减少灾因，促进生产，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但工赈耗费高，周期长、工程复杂，非有大宗款项不易成功。该会办理工赈的原则是量力而行、因地制宜，举凡直接或间接促进农业发展的项目，如修路、筑堤、开渠、凿井等，都在实施范围之内。在工赈之前，先调查灾区有无可以利用灾民兴办的工程、该地有无工赈规划，并从中筛选出最急需的项目，然后召集灾区青壮年劳动力工作，按劳取酬。

推广凿井，防旱救荒。华北地区十年九旱，抗旱设施严重不足，开渠灌田，为自然和经济条件所限，一时难以实行，而地下水埋藏浅，凿井易，凿井之户可防旱，工人可得工资养家，井壁砌砖，则可带动农村烧砖等副业，如此“寓防灾于工赈，两不偏枯”，至于井贷之户，当以中小自耕农为主，只有“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下，情愿掘井灌田而又无力举办者，”才可觅得保人，向各该分会申请。1920年该会在河北赈灾时，曾规定凡凿井一口补助30元，计开凿3700余口。1928年该会继续在山东、河北推广凿井，为公平起见，不直接补贴凿井户，而是实行凿井贷款，收以极低的利息，款项分五六年摊还，“将来陆续收回，仍可续开掘井，第进至于无穷”。是年，该会先后河北大名、山东聊城等10县利用社会各界捐款发放井贷18万余元，凿成1936口，同时利用政府赈款3万元在河南安阳等10县凿井1000口。1935年拨款3万，专门办理“旱井贷”，是年河北省即有216户申请。从1921年至1936年，仅在河北、山东两省计发凿井贷款42万余元，总计凿井5000余口。按每井灌田16亩，每亩能增产5元计，则每井可增收80元，每年可增加40余万元的收益。

筑堤开渠，兴利除弊。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素有兴修水利的传统。但民国时期，各地水利设施严重失修，经常遭受水旱威胁，农业损失惨重，甚至农民连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民众虽有整修的愿望，苦于无人组织，而各级政府不是敷衍应付就是置之不理，该会则担起了组织者和发起者的重任。在1921至1941年间，该会拨款36万元助山东利津黄河堵口工程，200平方英里耕地涸出，25万灾民得以返乡耕种。1925至1926年，该会又筹款35万元，在湖北、江西等省修筑河堤，使大面积地涝洼之地变为良田，每年农产收获达400万元。另外就是开渠灌田。1929年西北地区大旱，在绥远兴工修建萨托民生渠，若全部工程完浚后可灌溉150万亩，其工作全部由灾民承担，最多时达7000人。

实施农赈，引导合作

灾民恢复生产后，赈灾才算正式结束。恢复农事需要资金，农民平日就多负债累累，大灾之后往往一无所有，为生产不得不饮鸩止渴，求借高利贷，待收获后本利偿还，所剩无几，以致灾民常有“放下镰刀没饭吃”之叹。该会感到必须实施农赈，低利贷款给灾民，才能遏制灾区高利贷的盛行，帮助灾区恢复农事。

1931年江淮水灾时，该会总干事章元善等草拟了一个施赈方案，首先举办急赈救济灾民，兴办工赈修复江河堤岸，最后实施农赈，进行灾区重建。至于借贷方法，灾民应以村为单位，组织互助社，以社的名义申请借贷。该会认为，先组织预备社——互助社，既不必向政府登记，也无须交纳股金，以相互信用担保，“寓救济于借贷之中”。但因灾广款绌，农赈不能全面实施，只好“先就被灾最重而有实施农赈可能之区域内办理”。1932年在安徽、江西两省部分组织互助社1737个，社员22300余人，贷款35.1万元，利息4厘，小麦1200吨，面粉700吨。1933年，华北遭受黄河水灾。该会向国内外筹集赈款18万余元，成立救济黄河水灾农赈事务所，在山东菏泽、河南考城、河北长桓等7县组织互助社400余个，社员近16000人，放款14万余元。考虑到农业投资周期较长，该会所放之款期限也较长，如籽种、肥料一年以内，耕畜、农具三年以内，修理房舍、田园掘井、开渠等5年以内。

华洋义赈会认为农赈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因农赈而产生“许多基本的良好的小单位组织”即互助社，并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改组为合作社，所借农赈款作为合作社的款，供农民周转，既增加农业生产，也可复兴农村经济。合作社顺应了分散的个体小农渴望联合起来、谋求改善经济地位、减少风险的内在需求。所以，一经发动，各地无不积极响应，“函请指导者风起云涌”，但该会始终坚持自愿、自主的原则，绝不越俎代庖，只有农民自动申请，才给予适当的指导，诸如讲述合作常识、人员培训、资金帮助等。再就是坚持循序渐进，质量并重，先从互助社入手，待条件成熟再改组为合作社，对于发起人之动机、组社之区域及经营之人均特别考察，尽量不让政府或劣绅插手，以免走样。

三十年代，各级政府都组织过合作社，但像华洋义赈会所组合作社运作良好、社会信誉高的却不多。如1932年，政府在湖南和湖北实施的农赈，经手人员任意借贷，手续混乱，往往借非灾民，贷非所用，甚至变成了高利贷。不得已只好将农赈托付该会办理。由于该会通过互助社而实施农赈，这样不但杜绝了冒领赈款的可能，灾民得到了急需的贷款，而且社员以相互信用担保，也防止了呆帐的发生。事实证明，社员非常讲信用。1933年，该会在江淮地区回收农赈款时，恰值粮价大跌，价格及往年一半，农户还贷“虽东罗西掘，毫无怨言”。次年，该会回收黄灾农赈款时，因银价高涨，农民须将铜元兑换成现洋，虽“不无相当损失”，但“忠实的农民，却绝不延期”。该会在农村贷款成功，金融界“亦燃起投资农村之热情”，如上海、金城、中国等银行也纷纷经该会之手搭放农村贷款。

小结

华洋义赈会在近30年的活动中，本着“救人救彻”的宗旨，摸索出了一条成熟的“建设救灾”路子。如推行工赈以防灾，实施农赈恢复生产，引进新种子增加农产，组织合作社振兴农村经济，设农事讲习所帮助农民改进种植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增强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其积极防灾、量力而行、示范引导、广泛争取社会各界合作的思想和原则以及所形成的义赈运作机制，对于今天的慈善组织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该会坚持政治中立，从而保证了赈灾工作的连续性。赈济以天灾为主，是怕救济人祸，间接助长中国内乱，这在当时是比较明智的。但民国时期，天灾与人祸往往交替发生，甚至可以说天灾因人而起，“建设救灾”只能给农民增加些收益，但往往被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剥夺殆尽。这是该会所不愿看到却又是无法改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