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32开的刊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阵地。25年的沧桑变化，记载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嬗变。关注这样一本杂志，就是关注中国社会的变迁

“我们很清楚是在给什么样的人编杂志”，《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1979年就进入杂志社。从那时起，《读书》针对的就是中层知识分子。

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人汲取了《读书》的营养，但是这本杂志在知识界的权威却不容质疑。9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生中进行了中国“当红学术明星”调查，其中九成都属于《读书》的读者。

《读书》杂志编辑部从25年前创立起，从未随波逐流。“我们一直是在引领读者，而不是迎合读者”，《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说，从创刊开始，《读书》与读者的关系就始终没有变，这与时代的变化无关，与编辑有关。

《读书》除外聘的两个具有学人背景的兼职主编外，专职编辑不过5人，25年来一直维持着这个小规模。吴彬介绍，目前《读书》以约稿为主，每个编辑手中至少掌握上百个作者资源，稿件的思路常常是在讨论和对话中间完成的，就像和朋友间的交流一样，这是《读书》的特色。

除了约稿，每个月《读书》收到的自发投稿约300篇左右。《读书》的稿酬不高，在业内只能够算中等；而且在大部分学院体制里，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不能算学术成果，用于评职称。尽管如此，作者们的热情还是很高。《读书》副主编李学军认为，给《读书》投稿的作者基本上属于确有话想说，而不是出于谋生的需要。

在《读书》发文章并不容易，稿件采纳与否的标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性，李学军说，文章即使没有提出全新的东西，也要有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无所谓对还是不对，但要是你的一家之见，一己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