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

安徽的陈桂棣和春桃夫妇，赶不上安徽的马兰及其夫君余秋雨先生阳春白雪，在“文化贡献”上更是远远不是后者的个儿。然而就笔者个人感情而言，我更敬重前者，原因就是他们写了《中国农民调查》，而余秋雨先生只写了一些中外废墟。就像中国人对动物保护不太上心一样，因为人还没保护好，谈什么动物，我对只关心废墟的人印象不佳。

《中国农民调查》不是才气逼人的作品，仅就“才气”一项计，一百个文化人九十个写得来。中国有多少文化人？理工类且不算，仅计有大学学历的人文社科类文化人，老的少的加一起，上千万恐怕是有的。上千万人里百分之九十的人写得来的东西，可实际上有几个人确曾写过呢？实在太少。再刨去其他，只计以写作为业的文化人，如果大家早一点，多一点，写写可诅咒的农民负担和农民的生存危机，效果会如何呢？再具体一点说，比如像以写“文化”见称的余秋雨，如果写完“文化苦旅”之后，再写一部“农村苦旅”，以其才情和影响力，对于解救农民的速度和力度必将大有推助。于余氏本人，不仅立言，而且立德、立功，“三不朽”齐备，比现在这个样子轻飘飘的，被笑为“涂着文化口红”的余先生起码要再不朽一万二千多年，再厚重一万二千多尺斤！或者再晚一点也可以，“山居笔记”写完了，来个“村居笔记”，也不晚啊，可惜余先生没有。以余氏的“冰雪聪明”，必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局限，我看这就是他的局限。

王蒙先生，任何掐尖占强的事都让他赶上了，最近又出了本小说《青狐》，据说是跟奉行身体写作主义的后生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