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长达91页的题为《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排名》（Improving City Com 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Investment Climate:Ranking23 Chinese Cities）的调研报告选取了中国23座城市作为分析中国投资环境的样本，调查统计在最近两年内的数据，首先分别以10项主要指标衡量并排名，最后综合既有静态数据和未来动态潜力后的排名情况为：杭州第一，上海与广州并列第二，深圳第四（以上四市综合得分等级均为最高A＋）；重庆第五，江门第六，长春第七，温州第八（以上四市综合得分等级均为A）；天津第九，大连第十，北京第十一，郑州第十二（以上四市综合得分等级均为A－）；武汉第十三，南昌第十四，西安第十五，长沙第十六（以上四市综合得分等级均为B＋）；成都第十七，贵阳第十八，昆明第十九，南宁第二十（以上四市综合得分等级均为B）；哈尔滨第二十一，兰州第二十二，本溪二十三（三市综合得分等级均为B）。

报告文本中提到，此次调查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2001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成都这5座城市进行，每个城市选择300家企业进行调查。2002年对这些城市和企业进行了后续调查。第二阶段于2003年开始，范围覆盖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18个大中型城市的2400个企业。所有调查大约覆盖了3900家企业。

此外，江苏省的城市尚未进入此次调研范围，但世行最近已经把调研目标拓展至江苏、福建、山东、内蒙、新疆、海南和西藏等地的城市。

该项调查从英国国际发展部和世界银行获得了资金支持。报告撰写人称，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帮助数个国家实施这样的专题报告，帮助这些国家评价自身的投资环境、确认改革方向，以提高生长力、提升投资效果、最终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促进经济增长。

该报告特别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入瞩目，做这项调查也是为了破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优异成绩这个谜，但从具体方法上，舍弃了主要从整个国家宏观层面来考察的角度，而是把考察对象指向各城市具体的投资环境以及企业的表现。

当然，调研人员在报告的结束部分也用不少笔墨阐述从政策层面改善投资环境的以下主要几点：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借鉴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的经验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扩大政府和民间对教育培训的投资力量，增强劳动力的技能与技术；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建立聘用和解雇的灵活机制；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特别要为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创造健康良好的金融环境；在企业重组过程中，所有权转变应与加强公司治理同步进行；适当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在“抓权”与“放权”中找到良好的角色定位。

世界银行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把提升地方投资环境作为考察地方政府工作成绩的主要方面之一。

该报告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10项指标论述中国23座城市形态各异的投资环境。

基础建设

公路交通、水上运输、通信、燃气、电力、用水等要素都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论是创办新厂，还是搬迁旧公司，决策人在选址时都把地方的基础建设作为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基础建设的投资昂贵，大概占所有投资的20％，占所有公共设施投资的35％～55％。

调研人员在考察基础建设的质量时，主要是衡量因缺电和交通不畅给企业销售造成的损失。结果表明，不同城市的差距范围是1.2％～5.3％，即在大连的企业因缺电和交通不畅引起的销售损失仅1.2％，而温州的基础建设水平最低，给企业造成的销售损失高达5.3％。

全部等级和排名具体为：大连的评级最高，为A＋；长春、上海、杭州、本溪、重庆、兰州这6个城市得A等级；西安、哈尔滨、兰州这3个城市得B＋等级；江门、南宁、武汉、郑州这4个城市得B等级；深圳、广州、北京、长沙、南昌和南京这5个城市得B－等级；成都、贵阳、昆明和温州的等级最低，为C。

当地市场进出障碍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企业在开拓全国市场时受制于不同省份、城市构筑的障碍。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界人士已经注意到国内存在的地方性障碍，世行的调研人员同样把这作为衡量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

该报告测算市场进入障碍的方法是：统计该城市企业的销售市场中外省市场所占的比例。需要补充的是，世行的第一阶段调研并未考察这一指标，所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成都5城市没有这一数据。

在市场进入障碍方面排名是：长春、武汉和重庆的市场进入障碍最低，获最佳等级A＋，这些城市的企业把75％—76％的产品销往其他省份；杭州和西安的等级为A，企业的外省市场占71％；大连和温州的企业把59％～61％的产品销往其他省份，这2个城市的等级为B＋；长沙、贵阳、郑州、深圳和南昌的等级为B；哈尔滨、昆明和兰州的等级为B－；南宁、江门和本溪的市场进入门槛最高，相应比例仅为36％～41％，等级为C。

该报告用产能过剩的程度衡量市场推出障碍，结果是：深圳和杭州的市场退出障碍最低，得A＋等级，能力过剩程度分别为14.3％和15.3％；其次为江门，得A；大连、广州、温州、上海、天津、长春得B＋，相应数据为27％～28％；北京、郑州、南昌、重庆和成都得B，相应数据为30％～32％；哈尔滨、昆明、长沙、西安和南宁得B－，相应数据为34％～39％；兰州和贵阳得C；本溪C－，而市场退出的障碍程度接近80％。

结合市场进入和退出两项数据，综合排名为：杭州最佳，其次为上海（报告暗示长江三角洲的地方障碍因素相对最小，较富裕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更少），他们都得A＋；北京、武汉和长春得A，天津、重庆、深圳、广州和成都得B＋，温州、大连、西安、郑州、江门、长沙和南昌得B，哈尔滨、昆明和贵阳得C，本溪得C－。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劳动力的供给和雇主需求相匹配的程度反映了相互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报告用企业冗员和工人缺口两个统计数据标明这一指标，此外还补充强调，在第一轮开展调研的5个城市得分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城市进行的用工制度改革进程较快造成的，其统计数据为1998年至2000年，而在其他18个城市进行的第二轮统计的时间则是2001至2002年。

深圳和江门的劳动力市场弹性最佳，得A；温州、杭州这两个浙江城市和大连紧随其后，得A－；上海和北京均为B－。

生产技能和技术后备

调研人员认为，当地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和技术后备力量反映了一个城市持续发展的潜力，因此有必要用三项细分指标（受正式培训的工人比例、技术工比例和人均研发投入）来反映投资环境。

结果显示，杭州和上海在这方面表现突出，被列为A＋等级，得分分别为2.46和2.39；广州、重庆、西安得A，得分在1.45到1.94之间；其他城市的得分则在1分以下，包括温州在内的几个城市得分为负数。

国际融入程度

报告认为，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这些因素影响到企业的生命力，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在调研中，用两项细分指标表明各城市的国际融入程度，分别是企业中的外资股权比例、企业在合作开拓市场、培训员工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伙伴的数量。当然，这两项具体指标的正相关程度非常高，吻合程度为68％。

调查表明，沿海城市的国际融入程度一般远远高于内陆城市，其中最高的是上海和广州，得A；北京、天津、深圳、杭州、江门、大连、长春、重庆等城市依次居后；但是，温州是惟一一个国际融入程度为B－的沿海城市。

私营企业参与度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伴随着中小国有企业改制、鼓励发展私有企业、减少政府对企业管理的干预程度等，私营企业的市场参与度得到显著提升。报告称，中国私营企业的生产能力水平和投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数据表明，温州走在了私营企业发展的最前列，私有企业控制市场的程度高达82％，等级为A＋；郑州其次，市场参与度为52％；南宁、武汉、长沙和南昌的相应数据在37％～42％之间；杭州等城市大约为28％～35％；深圳、大连、天津、广州、北京大约在20％左右；上海的私营企业参与程度仅为9％。

报告补充说，第一轮调研范围中的5个城市，因为采集数据的时间较早所以数据的可比性要打些折扣。

政府效能与廉洁程度

政府的管理效能可以用多个方面来衡量，包括面向公众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争当充当怎样的协助配合作用等，这份报告则首先选择了这样的计算方法———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开销（即所谓的“非正式支出”）占企业收入的比例，世行暗示这也表明政府廉洁的程度。

世行的调研报告称，杭州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佳，其次为南宁、上海、大连、郑州、江门、昆明、贵阳、广州、长春、北京、武汉等城市；温州和西安的政府效能相对较低。

税费负担

世行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体赋税水平大致相当，其他国家的地方差异性相对较小，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各地对企业的税费不同。调研人员综合加权了销售收入税、个人收入税、增值税等各项税费负担。这项调查仅涉及第二轮调研覆盖的城市。

数据显示，深圳企业的税费负担最轻，仅占销售收入的3.9％，南宁、兰州、本溪和贵阳的税费较重，比例为10％左右。江门、杭州和郑州的比例在6％以下；其他城市大致在7％左右，其中温州为7.5％。

法院工作效率

法院工作效率同样也是政府效能的一个方面，解决商业纠纷案件所需的时间（以月为计算单位）。这项调查仅涉及第二轮调研覆盖的城市。

各城市的这一指标的差异性相对较小，大连和深圳的法院所需的处理时间最短，为5.8个月；武汉、贵阳和哈尔滨的法院所需时间较长，分别为11个月、12个月和13个半月；其他城市的这项数据大多在8个月左右。

金融环境

虽然这份报告把金融环境这一指标放在最后来谈，但实际上极其重视这一因素。报告称：“健康的金融服务与企业成长休戚与共”。该报告还表示，私人之间借贷、私营部门之间的变相投资等非正式的金融渠道同样具有正面作用，这对处在转型时期的国家尤其重要，特别是有助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考察这一指标具体有3个方面：企业是否拥有向正规银行借款的渠道、企业凭借商业信用间接获得资金、企业为获取银行贷款是否要付出额外的“公关”费用。

综合这些具体指标后的结果是，杭州、上海、温州这三个长三角的城市和江门的金融环境最佳，等级为A；广州、重庆的等级其次；本溪、郑州、武汉、兰州、南昌和南宁的等级较低。其他城市居中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