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山

荣赫鹏（亦译为杨赫斯本）是1904年英国武装入侵西藏的的主要指挥者。在其后台英印总督寇松的策划下，他带领的英国侵略军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焚毁抢劫了许多寺庙，屠杀了近5000藏族民众。本文将就侵略头目荣赫鹏等人百般粉饰的自我陈述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向读者提供一份反面教材。

刻意制造入侵借口

1903年7月，当荣赫鹏率领侵略军即将入侵西藏岗巴宗时，印度总督在他给的密电中“命令他确定西藏代表在岗巴迎接他们时，才能进入西藏领土。”而荣赫鹏却在给其父亲的信中说：“我把这些命令当成对我个人的指示，……我将先派军队和翻译奥考鲁到岗巴”。半个月后，荣赫鹏本人抵岗巴。

在西藏人民的一致抗争下，英军在岗巴的阴谋碰壁，引起了舆论的非议，英国政府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照会欧洲各国称此举只是一暂时事件。加之岗巴气候条件，荣赫鹏建议改道亚东入侵。寇松9月14日致函荣赫鹏称：若欲有所进展，就必需制造“意外事件”，“在某种特定的刺激下，进军春丕谷地，应该是会批准的”。于是荣赫鹏写信给国务大臣路易斯丹恩造谣“西藏人将由岗巴进兵印度”。于9月17日回到锡金，按寇松的指示，编造具有“特定刺激”的“意外事件”：

1、侵略军头目之一的奥考鲁，派谴两名锡金人密探潜入西藏收集情报，被藏军发现逮捕。荣赫鹏遂大造“两英人被捕”的舆论，并安排二人家属向英印当局请愿，“要求对藏采取实际行动”。寇松马上转呈国务大臣，诬之为“藏方歧视英国之例证”。

2、尼泊尔边民越界放牧的牦牛被藏方扣押，这在边民之间是常有的事。但寇松又马上夸大其词报告国务大臣，定性为“藏方极具敌意的行为”，要求派兵处理。

3、刻意捏造俄国在藏大肆进行秘密活动，已经威胁印度安全和英国利益等等。在这一连串的造谣蛊惑下，荣赫鹏终于被任命为“西藏边境事务行政官”，开启了经亚东至拉萨的侵略行径。

尽管荣赫鹏通过其好友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支持文章，诬蔑“没有遭到严惩的东方人民已转向暴力”等等。但《西敏寺公报》等多数舆论则要求政府说明“他们去西藏干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科顿爵士在《每日新闻》上公开质疑“进入西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指责荣赫鹏“打开西藏大门”是“追求世界性声誉和光环”。约翰·布强则公开指责“荣赫鹏之流看来，西藏民族是不适合独立行事的民族”，“是一群满腹阴谋的僧侣和需要学习服从权威的原始部族”。英国特里克·法兰区在查阅已开放的原保密档案后，指出：“近年西方的看法，将1903年（开始）的入侵视为残暴的现代军队与爱好和平的无辜者的一场相争。”

侵略者的奸诈和残忍

侵略军进抵帕里，西藏爱国军民在曲米辛果古鲁一带筑起一道胸墙与近代武装的入侵者对抗。面对无辜的西藏军民，荣赫鹏将其“骑兵部署在藏营后方（围堵），廓尔喀军埋伏在右边的石坡，锡克先锋军由左边准备夹击，藏营前边则安排马克西姆机关枪直接相对”。我军被团团包围之后，荣赫鹏以谈判为名“下令藏军必须先捻熄火绳的引线，以示诚意。藏兵捻熄引线后，英军即开始凶残地集体屠杀。荣赫鹏在日记中炫耀：“数分钟后，我方来复枪与大炮将彼等乌合之众，扫射无余，……平原遍处皆是藏人尸首。”他在给其父亲的信中说：“……和屠杀牲畜没有两样，这些可怜的家伙被围在离我们的枪枝仅数码的地方”。他在给其妻子的信中承认：“这是极为悲惨的一天，入目所见，皆极惊悚”。《每日邮报》战地记者报导：“军营里散置着吃了一半的餐食，和还没有玩完的消遣游戏。西藏人根本没有打算战斗，因而感到忐忑不安。22岁的机关枪兵指挥官哈多中尉给其双亲的信中说：“这场屠杀太令人恶心了。尽管将军命令尽可能扩大战果，我还是停止了射击，那场面太悲惨了。”麦克唐纳准将在其战报中供认”攻击开始后，仅有数名藏人持剑相应……，西藏方面估计有2000多人参战，628人阵亡，阵亡者中包括拉萨的拉定代本，日喀则和南姆协林（朗色等）将军和两名僧官，帕里的官员……。”就连时任英国宪兵团长的邱吉尔在看到这些情况后也不得不承认“这必然是一个邪恶的预兆。”

侵略军在继续向江孜进犯途中，又残酷地屠杀了普东寺院乃宁寺。国外舆论称：“战事一开始，许多喇嘛便被杀死，寺庙的古代佛像、壁画也遭到极大损毁。”“仁应（乃宁）寺的院子犹如血池。”

英勇的江孜保卫战

侵略军的可耻暴行，激起西藏爱国人民更英勇的反抗。英军进占江孜不久，各路抗英军民再次集中，发起了气壮山河的胜利反击，侵略者遭受沉重打击，狼狈不堪。荣赫鹏在其著作中供认：“约800人之军力来自日喀则方向，潜夜行进，其中且有不少士兵，在黑夜掩护下，爬过我营之墙壁。……次日黎明，风波突起。枪声与叫嚣声逼近余之营幕，将余惊醒。余身穿短裤，尚在半醒之中，立即冲出营帐，但见藏人由我营墙之炮眼放枪，相隔仅数码……，企图冲破我营，彼等几已成功。”在帕拉的战斗中，荣赫鹏供称：“除皇家工程司之加其丁阵亡外，负伤者计有鄂康纳大佐，米契尔大尉，窝克尔大尉及士兵9人。我军实力之单薄，此番损失可谓重大难支……”。

在西藏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荣赫鹏返回亚东商讨下一步侵略行动时自称：“此时周遭尚多藏兵……，此诚非常之春，抑亦冒险之行动也，”“遂于次晨4时，天尚未明，即策就道，携马兵40名为护卫”，且刻意“绕道而行，以期远避给予重创之乃宁寺”。就在他到达康巴的“次晨4时半，起身方在更衣，忽闻类似豺狼之咆哮声，余立即冲向房顶，立见藏方暴民约300人，向我兵站涌进，我军尚未出帐，彼等己抵墙垣，群向屋顶投石放枪，余一时不知所措”，“彼等缺乏军事上之机警，未及瞬间，受创极巨。……死者六七十人，余向山中退去。”在另一篇回忆中他又写有：“天色微明，未进早餐，即受到藏人袭击，余本人不得不荷枪应战。早餐之后，又驰驱近30里，途中不断有遭受袭击之虞。且余之应付此类事件，恰当受围一月之后。此一月中，蛰居斗室，不能越雷池一步也。” 侵略军得到大量补充后，荣赫鹏再次侵犯江孜，向我西藏军民实施更残暴的屠杀。荣赫鹏称：“故圣人攻入开化或半开化之国土时，余每赞同以强力永久占领之……，如此做法，自不免重大困难，然此最合之道。……堆应保持充分之势力，以免其回复野蛮之状态耳。西藏之宗教，实际已沦为邪魔外道。”“余知非至拉萨，非摧喇嘛之权力，吾人决难觅取解决之途径”。

面对强敌，西藏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使入侵者受到重创。宗山失守后，侵略者又以寺庙为重点，进行疯狂地破坏和掠夺。哈多中尉写给其母亲的信中供称：“检视过城堡后，我走到下方的僧院找乐子。——僧院内所有的门都上了锁，我们找了一把锤子，一一把门敲开。”“我们坚信僧院必有黄金和宝藏，……镀金佛像被一一劈开；但令人失望的是，佛像内除了经文，什么也没有”。荣赫鹏在给艾米的信中说“我今开始整顿僧侣，……他们根本不值得我们浪费枪炮弹药……，我命令他们5日内不交清罚款，军队将占领僧院。”他在给海伦的信中，更恬不知耻地写道：“今天开了一次委员大会，将我找到的东西分给大家，我分得了12样物品……。”法兰区认为“其范围与执行，在此时看来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掠夺。”荣赫鹏的掠夺品，成为他几十年赠亲朋好友的珍贵礼品；他1942年7月去世后，尚存的珍贵佛像、香炉、丝绸、锦缎等等极值，其女儿和情妇通过诉论相互争夺。

可悲的“替罪羊”

1904年9月6日，荣赫鹏强迫签定所谓《拉萨条约》后率部匆匆撤离西藏。他虽然被封为爵士，并获英皇接见，但由于西藏军队的英勇反抗和清政府对拉萨条约的否定，加之国际舆论的压力和英国政府内部派系矛盾，国王爱德华七世在接见他时，一方面“赞同其所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表示：“很遗憾，你和政府之间有分歧”。国务大臣给他的正式训令中，在“嘉许”的同时，指责他“与英政府迭次宣言之旨趣皆背道而驰”，明确表示对他泡制的《拉萨条约》“不能不予以驳斥”。多数舆论继续提出质疑和谴责，称侵藏事件“是少数官员之行为”，指责寇松、荣赫鹏之流“假托种种细琐事实，以为入寇根据；实则此种借口，皆少数官员预先制造也。”“政府最大的不满莫过于他不该将一个小型的外交任务，扩大为军事入侵”，“导致3000名西藏人死亡，所得到的战果是救出两名密探，并获准将电线安置于西藏边界以内”等等。

在一片非难声中，寇松挨过数月“度日如年”的时光以后，不得不于1905年8月正式辞去印度总督一职，“颓丧地返回英国”。荣赫鹏则被任命为并无实权的克什米尔省常驻官员。政府内部的“备忘录”写道：“核准（任命）的理由不很清楚。但可能是高层以此作为补偿，因为在西藏事件中，他成为了替罪羊”。而荣赫鹏之妻海伦则成了一个“思绪混乱，语意难懂”的精神失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