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

我在兰桂坊认识一位贝蒂小姐。

兰桂坊只适合做两件事———跳舞与饮啤，做其他的事都唐突，诸如说话。当跳舞和酒上升到一定纯度，言语是一种冒犯。在兰桂坊，什么不做也显得可耻，如不饮酒不跳舞。众人的目光如质问：为什么不待在家里？此际，不饮不舞如穿衬裤入浴池泡澡，太拘谨。

因此，我和贝蒂小姐说的话不多。环境嘈杂，只能做水手一样大声喊———能大声说的话，必须是最表层的话语。知道她是加拿大人，会中文，现为摄影记者，酷爱旅游。

分手时，她发出一个邀请：

“春节到加德满都去。你去不去？”

这个邀请太幽默了，我笑着回复：去，是一个美妙的建议。后来才知道，我的表现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谎言。

这是发生在圣诞节之前的事情。到了新年，我收到寄自印度大吉岭的明信片，上写：

“我距尼泊尔边境只有5英里。你到了哪里？请致函加德满都橡树岭中学却金先生。贝蒂•詹妮森于大吉岭。”

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以为是一个玩笑。仔细看了邮戳以及英文印第安文之后，才认为这是真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贝蒂小姐离尼泊尔边境只有5英里。而我离尼泊尔任何一个方向的边境线都有几万里，确切地说，从未准备往那个方向前进过。大吉岭！我难道是一个骗子吗？让贝蒂小姐在那么远的地方等待音讯。

把我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想了一遍，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错误，我并不是说我们习惯于说谎，但对待事物的态度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