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栋

“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赞赏法不阿贵的精神。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文字纠纷，比过去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来定是非，是历史的进步；如果当年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铲除毒草”，就不会制造出那么多文字狱，在反胡风、反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或可免于因言获罪。但是，本来是说理斗争，一变而为斗法，动用惩罚手段，又未免大煞风景。法院判决余秋雨败诉，自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意义，这是实现宪法保证的又一件新政。

青年评论家萧夏林编过一本《秋风秋雨愁煞人》，给这位大师鼻梁上抹了一点白粉，无非要他忏悔之类，但也无伤大雅。热心人士却认真了，立即出来证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良好表现，如多次暗访巴金老人，间或向他透露一些消息等等。虽然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来确定他的地下工作身份，我们还得承认他这一份光荣。当年这样做，确有巨大风险，万一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觉，就要捉他“小爬虫”。这还不值得大书特书吗?在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中，余秋雨如何成功地扮演双重角色，取得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反动权威“黑老K”双方的信任，对于研究“文革”史的人们会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保守派、造反派、逍遥派之外，还有一个两面派。前三派都没捞到什么好处，保守派和造反派还轮流当了一回反革命。只有这个两面派，成了既得利益者。想想看，如果没有这类人物，谁去捉“四人帮”?世人对此知之甚少，而且囿于成见，只从道德层面做评价，历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反而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