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春　王文耀

从６０年代起，我们一直担任陈伯达的秘书。１９７０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俩未参加，在北京留守，是由缪俊胜同志（当时也任陈伯达秘书）陪陈伯达去的。１９７０年９月７、８日，缪俊胜同志从庐山来电话，通知我们说他和陈伯达几时几分乘飞机回京，让我们准备去接。

飞机降落之后，接人的都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我们也一样，看到朱老总、董老他们先下飞机。陈伯达是最后下来的。我们俩迎上前去引陈上了汽车，小缪坐在司机老俞旁边，我们俩和陈坐在车的后排座上。

一上车，陈伯达就对我们说：这下完了！

小缪怕老俞听到，便说：哎呀！别说了，回家再说嘛！

陈还是毫无顾忌地说：政治上彻底完了！

小缪又阻止说：不要说了嘛，回家再说，回家再说吧！

回到家后，陈伯达简单说了山上发生的情况。然后，我们看了他带回的文件中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也感到问题确实严重。

陈伯达对我们说，在主席写《我的一点意见》之前，他找主席谈过一次话（这也是他和主席最后一次谈话），谈得很好。

陈伯达说，主席对我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搅和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办？”陈说：“我下去，下基层去，当农民。”主席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团结起来。”

陈伯达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谈到吴冷西、胡绳，当时主席还一下子想不起胡绳的名字来了。主席说：那个《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还有那个……就是红旗杂志社那个副总编辑……。我说是胡绳吧！主席说，对知识分子应该宽容一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