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锐

我１７岁念高中时参加了地下组织“民联”，１９４９年初即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入党，直到“文革”。

“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被打成了“反对毛主席”的“大特务集团”。眼见好多领导同志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蓄谋陷害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我想不通，于是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谈了对北京市公安工作的意见。不久，我也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务集团黑干将”，在监狱待了３年，被开除党籍、公职，勒令退职还乡，押送到我父亲十几岁时就离开的原籍——河北省静海县靳官屯。从此，我就成了“四类分子”与“专政对象”。我本想当个农民了此余生，没想到后来当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了，被赶到村外，看守几十座孤坟和盐碱地里长的枸杞树。后来环境略为宽松，农闲时允许我回北京家中照看孩子。朋友帮忙，让我在街道上找点剪摘羊绒衫上杂毛的活，协助爱人养家糊口。我内心万分痛楚，看不到前途和出路。

一天上午９点多钟，我来到北京灯市西口富强胡同，那时军代表把前院占了，胡耀邦住在后院。有个小门半掩着。我进了小院，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一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我轻声问：“您是胡耀邦同志吗？”他放下书，说：“我是。”我说：“我１７岁参加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现也没工作了。您是党内、团内深受敬重的老同志，我想和您说说心里话，不知您是否有空儿？”我从没见过耀邦同志，心里比较紧张。耀邦同志拉过一个椅子，让我坐他旁边，并倒了杯开水，和气地说：“不用急，我们慢慢谈。……